《清明上河图》:一画千载 两世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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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摩洛哥成为网红目的地之前,马蒂斯就把它画在了画中,即使回到法国也念念不忘。

在地球对面的艺术中心纽约,佳士得拍卖行的佩吉及大卫‧洛克菲勒夫妇(Peggy and David Rockefeller)珍藏系列拍卖,刚刚落下帷幕。

毕加索最贵,莫奈、马蒂斯的作品都刷新了拍卖纪录。

帕勃罗·毕加索,《拿着花篮的女孩》,1905。图片由佳士得提供

最引人注意的前三件作品是:毕加索的《拿着花篮的女孩》,成交价1.15亿美元;莫奈的《绽放的睡莲》,成交价8468万美元;以及亨利.马蒂斯的《侧卧的宫娥与玉兰花》,成交价8075万美元。

这成了有史以来成交总额最高的单一珍藏拍卖。所有拍品全部成交,总额高达832,573,469美元,折合人民币约53亿元。

克劳德·莫奈,《绽放的睡莲》,约1914-17。图片由佳士得提供

毕加索的《拿着花篮的女孩》创下了他“玫瑰时期”系列作品的拍卖纪录,(点击回顾毕加索玫瑰时期),而马蒂斯这幅《侧卧的宫娥女与玉兰花》被视为私人珍藏中最伟大的马蒂斯作品,画中集合了马蒂斯创作生涯中最爱的几样元素:鲜花、挂毯、宫娥、水果等。

马蒂斯《侧卧的宫娥女与玉兰花》,Hudson Pines庄园起居室

一说到马蒂斯,人们可能就会联想到“野兽派”;而说到“野兽派”,人们可能又要被“野兽”这个词的表面所迷惑——是画中人物都张牙舞爪、透露着野性么?并没有那么简单。与其说它是一个多独立的艺术派别,不如说它是一种追求革新的艺术思潮。

野兽派首先强调色彩,它的色彩比后印象派的梵高、高更等人更狂野,更自由。

music | 1910

dance | 1910

1905年巴黎秋季沙龙上,炫目的色彩占了主流,其中只有一件拘谨的雕塑作品,有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雕塑家多纳太罗的风格。评论家Louis Vauxcelles看到后脱口而出:“多纳太罗被野兽包围了!(Donatelloparmi les fauves!)”

就是这样一个戏谑的称谓,被杂志引用后迅速走红,成了“野兽派” Fauvism 的渊源。

1906年自画像

沙龙上马蒂斯的两幅画:《开着的窗户》和《戴帽的女人》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为什么窗外的风景如此奔放,用色如此杂乱、鲜艳、相互撞击?为什么好端端一张女人脸被涂得五颜六色,说那是花瓶上的一束花也不为过吧?

Open Window, Collioure | 1905

Woman with a Hat | 1905

因为他的作品,批评界把野兽派“一代宗师”的帽子扣在马蒂斯头上,但马蒂斯说,“野兽派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当时我们几个画家一致认为,必须发挥每一个色彩的作用,一个也不能落!”

Interior with Young Girl Reading | 1905–06

The Joy of Life| 1905–06

的确,在明白了色彩的意义之后,这个群体的画家纷纷抛弃了野兽主义转而探索符合自己个性的艺术道路。马蒂斯也开始改变野兽时期过为狂暴的画风,创造出一种较为宁静庄重的风格。

“野兽派”是一道稍纵即逝的炫目光线,它用色彩带来错愕,进一步打开了人们的眼。但马蒂斯要离开了,他要走得更远。除了相信色彩,他还相信原始,相信稚拙。

红色的和谐 | 1908

Still Life on a Blue Table | 1947

对他来说,不论是非洲艺术、伊斯兰艺术、东亚艺术还是南亚艺术,相较于欧洲古典艺术都是更加原始的。这种所谓的原始力量在他看来极贴近于自然,激发他创造出异于西方古典绘画风格的现代感风格,更加简洁,也更富于表现力。

他要出走,他想要探索一条更纯真的色彩装饰之路。这时,马蒂斯把目光投向了摩洛哥。

这个小国位于非洲最北部的边缘,也是伊斯兰世界最西部的延伸。他梦寐以求的是去面对这样一个所在:“非洲那带有原始性的强烈和来自东方的显赫色彩一起被置于南方的灿烂阳光之下。”

1912年,恰是摩洛哥沦为法国保护国的那一年,马蒂斯和夫人一起抵达摩洛哥港口城市丹吉尔,踏上了这片他向往已久的国土。

可惜,天公不作美,他期待的灿烂阳光没有出现,反倒是一场持续数日的豪雨把他困在法兰西别墅旅馆的房间里。

他等了整整三周,等待放晴——当终于云开雨霁的时候,真正的色彩在他的眼前爆发了。这次经历对马蒂斯而言太过震撼,真正地改变了他的人生。

摩洛哥给他的,不仅是大自然的美,还有一种烙印在小城里却最质朴、最贴近人心的艺术。

Window at Tangier | 1912

无论在清真寺,伊斯兰学校,还是在市场,那里有一种人皆得以欣赏的艺术——它的美,跟西方世界的古典、文雅截然不同;但这种美,是天然的,明丽的,简洁的,是作为艺术家绝不能小觑的。

那个时代,西方列强还在争夺、瓜分殖民地,还在试图把进步的西方文明灌输给“原始而落后”的其他文明。置身于摩洛哥的马蒂斯恰恰有着相反的理念,他认为原始、完整的东方文明有太多值得西方艺术家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尤其能给予现代艺术以新的养料。亲眼目睹,即为印证。

由此可见,摩洛哥留给马蒂斯的,不仅仅是一个彩色的国度和激动人心的风景,同时也是他精神性的体现。

他热爱摩洛哥挂毯上枝叶的纹路,热爱浅蓝色光滑的瓷砖,热爱卷着腿的小桌子,和桌上花瓶里小束的鲜花。

这些元素有意无意地闯入他日后的画里,带着异域的神秘,带着东方的气息。有趣的是,增添了这些元素的画作却比马蒂斯“野兽”时期的作品更为准确、单纯。

他的笔触好像被摩洛哥净化了,少了很多不安和躁动。他开始省略一切无用的成分,不再追求曾经亦真亦幻的色彩朦胧;他通过肯定轮廓,来使形象更加醒目。

当然,衬景终归是衬景。主角终归是女人。马蒂斯的画离不开女人。一战爆发后,马蒂斯因为身体和年龄的缘故,没能征召入伍。

1917年,他独自搬到法国尼斯,一直待到1954年他去世为止。其中1917年到1930年一般认为是马蒂斯在尼斯的前期,在这段期间里他画的主要题材是女性人体,或者是宫娥(Odalisque)。

这些女人,或穿着东方风味的服饰,或各种裸露,或站、或立、或斜卧在马蒂斯自创的豪华而具有异国风情的室内装演上。

马蒂斯宫娥系列

1923年,他画出了《侧卧的宫娥与玉兰花》。他说,“我在摩洛哥见过她们(宫娥)。因而能在返回法国后,在没有‘脚本’的情况下,把她们令人可信地纳入我的画中。”

还是一样的色彩碰撞,但漫不经心摆放的事物洗掉了附丽的铅华。宫娥身上的线条慵懒而舒展,花卉品类的选择和更加简洁的笔触则源自他在游历中积淀的朴素的东方审美品位。

那种安详和恬适,仿佛是马蒂斯内心的纯粹表现——他在对女性美和东方美的刻画中,忧郁重重地避世,企望逃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现实生活中投下的阴影,继而重塑他对精神世界的信仰。

Plum Blossoms,Green Background | 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