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一画千载 两世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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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观点和《外衣》所传达的信息

在一次采访中,安娜·高美揭示了《心灵的外衣》背后的思想和目的,并转述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关于“宗教信仰第三阶段”的一些惊人的观察评论。

第一次创作空外衣形象是在什么时间?

1980年,我首次在油画《生存还是毁灭》中创作了《外衣》,它是对威尼斯式氛围中一个裸体女人的美丽身体旁边的“外衣”的刻画。我们刚刚从我丈夫的家乡萨尔斯堡举办的艺术节回来,在那里,我们看了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的神秘剧《耶德曼》和我挚爱的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的《唐.吉奥瓦尼》,这两部剧都在探讨生与死的问题。对于普通人来说,在《唐.吉奥瓦尼》中,它是指挥官或“石客”,在唐璜的最后时刻告诉他生活不仅仅是占有和荒淫无度的生活方式;作为留给这个世界的遗产,它是信仰与善行。对我来说,用美妙的裸体表现生活的丰饶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刻画我们内心的转变是另一种挑战,那就是当我在一个位置想像空衣服象征着漫长的一生中所有的忧虑与痛苦的时候。它看似空洞,却是我们灵魂和良知寄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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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还是毁灭(1980)》

把“外衣”做成雕塑是在什么时间?

那是1992年,我刚刚从严重的事故中恢复过来,这场事故使我5年不能作画,于是我决定尝试雕刻。一开妈,莫扎特《唐·吉奥瓦尼》中的人物似乎很自然,所以我创作了指挥官,这是系列作品中的第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件雕塑迅速成功,但是,似乎它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样的事实,我在设法表达我的痛苦和对痊愈的期待。很快,青铜“外衣”被放置在显要的位置,成为“地方守护神”的特有形象——布拉格庄园剧院的指挥官、萨尔茨堡大教堂的圣母怜子雕像等等。但所有这些都有一个主线——表现我们良知神秘的一面,为我们的转变做准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他的自传体文章《我的世界观》中表述了他的信仰,而且非常清晰简洁,以至于我希望摘录一些用于我的“外衣”:“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的奇特!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从知道,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在日常生活中就能明白,人是为别人存在的……我从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的目的,我把它们叫做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路的理想……是真善美……人类努力追求的世俗目标——财产、外在成功和享受——在我看来总是可鄙的。”

日常生活中爱因斯坦如同在他的科学中一样,生活在对统一的强烈渴望中。他憎恶所有民族主义,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自称是欧洲人。他是一个民主的忠实捍卫者,厌恶等级制度和阶级差异。他痛恨“民众生活中最坏的表现,即军事制度。这种文明的罪恶渊薮应尽快加以消灭,连同其任人支配的英雄主义和冷酷无情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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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衣》

计划把“外衣”转化为沉思的空间是在什么时间?

自从创作了第一件“外衣”形象以来,我受到莫扎特《唐.吉奥瓦尼》中的“石客”的影响,一直希望有将它转化为一种统一的标志,见证人性中最美好的事物——我们的良知。2005年的一天,我们在阿西西与圣女修道院和圣弗朗西斯大教堂的院长见面,他为修道院订购了几件我的作品。桌上摆放着“外衣”的一件小型原作。突然,院长转向我说:“安娜,你知道圣弗朗西斯的规矩——在没有神圣的场所时,我们应该用自己身体作为祈祷和沉思的外衣。是否有可能创造一件宽大的“外衣”让人们进行这种沉思呢?”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神谕。座落在我工作室附近的托斯卡纳区卡拉拉的阿普亚内山上有白色纯净的大理石,只有这种最珍贵的材料才配得上这样富有寓意的意义。为彰显它的不凡价值,我认为这件作品应出于一整块石头。我等待他们找到巨石的消息就花了一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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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小教堂”创作了《外衣》

花了多长时间打算怎样传播这一信息?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世界里,着手做这样一项需要三年的持续投入和数千小时的人力的工作似乎是狂妄之举。但是,我深信,在一个只有庞大事物才会受到关注的时代,为了让人们倾听并激发他们的情感,我必须孤注一掷。“外衣”笼罩着一团迷雾,它的内部传达着某种我们猜不透的异样情绪,一种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力量。我想再次借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话来解释我希望通过“外衣”来达到的目的:我们所能拥有的最美好的体验就是神秘感。它是真正的艺术和真正的科学摇篮中所容纳的最基本情感。不知道神秘感,不再感到困惑,不再感到惊奇,那么这个人只是一副躯壳。“外衣”宣布良知新纪元的开始,堪比爱因斯坦的第三个概念,他相信人类即将迎来宗教信仰的成熟阶段。站在“外衣”前面,我们感受到“人类欲望的徒劳无益以及对在自然界和思想世界中均自我昭示的崇高和不可思议的秩序的极力追求。”在1929年,当爱因斯坦在纽约被拉比·赫伯特·S·戈尔茨坦(Rabbi Herbert S. Goldstein)问及是否信仰上帝时,他回答:“我相信斯宾诺沙的上帝,他是在法制世界的和谐中现身的上帝,不相信关心人类的命运和行为的上帝。

在“外衣”的白色华美大理石上,褶皱轻轻流动,这就是和谐——人、自然与万物间的和谐的物化形象。“外衣”在莫扎特的美妙旋律中诞生,在米开朗基罗杰作的意境中构思,从爱因斯坦表达友善态度的篇章中获得启示,我将“外衣”献给那些用创造力和感知力塑造人类文明的伟大男人和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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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的爱因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