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一画千载 两世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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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刘畅2018-04-12 13:42

10日,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作为近30年来大汶口文化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的焦家遗址入选。

地处济南章丘的遗址是5000余年前鲁北古济水流域的一处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意义的聚落,在未发现文字记载的上古时代,黄河、长江流域多元文化圈相互碰撞,最终融汇出中华文明。中国东部地区的文明起源和发展,在焦家遗址中若隐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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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章丘焦家遗址航拍图

农田里的“探险”

隆冬时节,济南章丘区龙山镇焦家村外的农地一片宁静,除却农户家的围栏里传出几声鸭叫,只有五六个人裹着护膝,举着洛阳铲在地里探土时,细密的人语和落叶的破碎声。村民对他们习以为常,那些是留守在此的山东大学考古系的学生和技术人员。但田间的静谧却是久违了。

并非因为农闲,而是之前的两年里,这片农田下的遗址吸引来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我刚来考古调查时,村民见我们在田里转悠,一度认为我们是来破坏遗址的。”王芬是山东大学焦家遗址考古队的领队,在她的带领下,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社会生态被掀开了一角。她告诉我,这片农田下有古遗址,30多年前便尽人皆知。1987年文物普查时,焦家遗址被发现。上世纪90年代初,考古部门在小规模试掘时,从墓中挖到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玉器,顿时轰动,这里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早春,她的团队来调查遗址面积时,农田的中央是一片种粮食的高地,低矮处有树,四周被村庄包围。

王芬与此地结缘,必然中也有偶然。她告诉我,在焦家遗址之前,山大考古队在多处著名的龙山文化遗址开展工作,前些年,她曾带队发掘了大汶口文化早期的贝丘聚落,但针对大汶口中晚期的聚落,之前所涉不多。2015年山东大学承办高规格的国际历史大会,在章丘区开设了一个卫星会议,探讨龙山文化与早期文明。作为会议的召集人和联络人,山东大学的栾丰实教授和济南市政协的崔大庸教授均是考古系出身,深知章丘地区的考古价值,最终促成山东大学和章丘的深度合作,决定在焦家遗址持续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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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家遗址发掘现场。考古人员通过测量人骨,发现墓葬男主人身长最高的竟然达到1.9米,超过1.8米的也为数不少

“我们希望学生能有一处文化遗存丰富、可持续开展工作的实习场所。”王芬的初衷十分简单。这个目标实现起来也不难。焦家遗址所在的章丘地区本就是考古重镇,遗址南面5公里便是城子崖遗址,那是龙山文化最早被发现和命名的地方。而城子崖往西不到两公里,又有山东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后李文化的西河遗址。章丘龙山文化博物馆田纪宝馆长告诉我,焦家遗址周围蕴含着山东地区上古文化一脉相承的一块拼图。“这里可以挖掘10年、20年。”

正式发掘之前,考古队经过勘探,初步判断墓葬在西南,而房址偏东北。考古队一次能挖掘1000平方米,王芬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算是冒险的决定。“我们把发掘区定在两片区域中间,觉得既有墓葬又有房址,能对不同时期遗址上聚落的功能分区和变迁,形成一些比较关键的认识。”2016年3月底,在王芬和同事的带领下,30多名学生每人负责一个探方,开始一学期的挖掘工作。

随着挖掘的深入,不同时期的土层渐次展现在王芬师生面前,这却在最初的十几天里带给王芬越来越深的焦虑。王芬告诉我,他们挖完汉代文化层时,已临近4月中旬,早期文化层几无踪迹,大汶口时期的遗迹似乎更是遥不可及。王芬在学生面前故作镇定,却隐隐担心整年的挖掘工作扑空,有些怀疑自己划定的发掘区域。“是不是当时有点贪心,既想挖房子又想挖墓葬,结果恰恰布在了居住区和埋葬区中间的空白地带?”

转机随着探方中出现长条形的遗迹悄然而至。那时已有一些房址和灰坑露头,遗迹出现的形状疑似墓葬,学生悄声的汇报终如拨云见日,“出器物了!”

喜悦在工地上迸发,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杯、陶鼎等相继出土。王芬已忘记转机出现那天,他们工作了多久,她只记得器物清理到一半时,天色已黑,陶器还留了半截在墓里。“不能让陶器在地里过夜。”学生们举着手电筒围在探方四周,老师在下面挖掘,直到墓葬里的文物都被清出。既然发现有陶器,师生们害怕晚上墓葬被盗,把塑料棚搭在车和梯子上,在现场搭起一个简易帐篷,几个男生裹着被子临时值夜班。等到第二天早上不到5点,老师和部分学生就起床了。兴奋劲儿仍未消退,他们准备好发掘工具,背着包,把守夜的学生替回来。“那时感觉特别好,早上起来黑黑的,就迎着第一缕曙光在那儿清理遗迹。”

但欢快的氛围很快被工作压力淹没。王芬告诉我,“我们是看天工作,如果天亮得早,我们不到7点就上工,等特别热的时候就休息,但要保证每天8小时在工地。”因为农村周边没有旅馆,他们租住在村里的旧房,无法保证每天从工地回来能洗上澡,天气渐热,他们隔几天才会去一次镇里的公共澡堂。每日回到住处,学生仍要绘图、写发掘记录、制作遗迹的三维成像图。“很快学生们就在忙碌中变得越来越安静,早上起床时间也越来越晚。”

忙碌的工作直到实习结束也没有停息。工地收工后,王芬与学生在学校里整理遗址资料。“2017年初,我们已对遗址形成大体认知。所以第二年度挖掘的1000平方米,比第一年从容得多。比如我们针对城墙、壕沟等重要遗迹,做了重点解剖,还发掘出一批大墓,能为遗址定性。”王芬说,“除了发现大量大汶口文化遗迹,还发现了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灰坑,而汉代遗迹也很多。”她向我介绍,最瞩目的成果仍在大汶口时期,两年共出土距今5000多年的大汶口时期墓葬215座、房址116座。另有灰坑、窖穴、手工作坊等遗迹类型。出土遗物规格很高,应代表了鲁北地区一处具有中心地位的聚落遗址。

考古即教育

王芬不会把野外的考古工作仅视为学术研究,为考古队顺利驻扎进村,协调各方关系,是身为领队的职责。而长年乡野的生活,与村民相濡以沫,彼此间淳朴的感情是她最珍视的。村民郭梅负责为考古队的师生做饭。“她对我们像家人一样关心。”师生每次进村,郭梅都会嘘寒问暖。我随王芬在村里见到她时,她们用当地方言攀谈起来。“王老师待我们村民就像自己的学生一样亲。”当我问起考古队在村中的情形,郭梅回答得干脆:“他们用啥,我们给啥。”

彼此融洽的关系非一朝一夕之功。在考古队进驻之初,村民对这些外来者和他们的工作都不甚了解。考古发掘占用耕地,挖掘土层破坏地力,进驻之前需向村民支付赔产费和青苗补偿费。“他们给的钱比我们自己种粮食能得的多。”郭梅告诉我,王芬没有亏待村民。“占用一季土地,他们补偿两季的钱。占用两季,补偿三季。”考古队还需要在当地招工,帮助勘探和发掘。一天50块钱的工钱在经济不景气时,对村民的生活是个不小的补充。他们起初生怕考古队会拖欠工资,而面对需要做的工作,他们更是懵懵懂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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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家遗址发掘现场的陶壶

上世纪80年代,遗址旁边有窑场,烧窑取土,挖出过一些瓷器和玉器,在九十年代初,还一度发生了盗墓的现象,曾在村民中引起不小震动。被盗的文物后来大部分被收缴回来,存在章丘龙山文化博物馆。村民意识到,地里的东西属于国家,不能乱动。农田归于平静,仍种小麦和玉米。在遗址周边,村民逐渐形成保护的意识,才有王芬进村时,举报陌生人的举动。但村民却始终不了解地里文物的价值。直到他们看到考古队的学生们像呵护珍宝一样清理陶片,给在他们看来不起眼的陶片贴标签。他们感觉到,这些文物一定非常宝贵。

田馆长说,焦家遗址的出名,让村民们长足了见识。“原来村民哪里见过当官的。现在不但市里的领导,连省里的、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也见了个遍。”2017年6月的“世界遗产保护日”,山东省文物局在焦家遗址成立公众考古基地,此前低调行事的考古工作呈现在公众面前。当年的实习考古结束后,经多方专家论证,决定长远规划,对遗址进行回填保护。“政府和村里签了保护协议,村里设立警卫房,派驻警员,又雇当地村民做文物保护员。”田馆长告诉我,“农田四周都安上了摄像头。2016年的时候,还发现有人去地里盗墓,如今再也不会了。”

焦家遗址发掘出的大部分文物都存放在龙山文化博物馆,田馆长决定春节期间做个特展,向周边的游客展示焦家遗址的成果。在他看来,焦家遗址的发掘为城子崖的龙山文化找到源头。遗址中发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城墙遗迹,又能将山东地区出现早期国家的讨论,从龙山文化时期向大汶口文化时期提前。而遗址中大片未发掘的地带更引起他的遐想:“会不会还有更早期的北辛文化遗存,能够将距今7000多年的后李文化接续起来?”

聚落考古,“想到才能挖到”

我随王芬乘车前往焦家遗址,村路四周一片开阔。她告诉我,这里属泰沂山北侧的山前平原地带,自古交通便利。北面因黄河古道多次改道,人迹无多。而此地东可通海滨,西距古济水很近,沿济水向西,可以直通济源、王屋山。那里有“太行八陉”最南边的轵关陉,通过轵关陉,可一路走到临汾。遗址穿过城子崖往南,便是泰山、沂山一线的泰沂山系。山间有古道,一路通泰安,直至淮河支流泗水、汶水的上游。

这基本是以泰沂山系为中心的海岱文化区的辐射范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新伟向我介绍,在距今9000年到4000年间,经历北辛、后李、大汶口、龙山四个时期,山东境内的海岱地区形成了一个连续、稳定的文化传统。它的范围大致包括山东、河南东部、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当地文明演进到距今5600年的大汶口时期时,开始加速发展,社会逐渐复杂化。而到了大汶口的中晚期,等级分化加剧,出土的墓葬有大有小,大墓中随葬品多,出现彩陶、象牙器等贵重器物,墓里头的棺椁制度也开始不一样。社会形态由聚落向早期国家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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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家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陶器

“从大汶口晚期,一直到龙山文化,还出现了文化上夸父追日式的西进。”李新伟曾在河南主持考古工作多年,他从中原地区的墓葬里,见证了那个时期强大的东方化趋势。地处临汾的陶寺遗址被一些考古学者称为“尧都”,它所代表的陶寺文化是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形成的关键一环。在那里的遗迹中,发现了海岱文化区的墓葬风格。“海岱文化区重视酒食器,精致、规范的陶鬶、陶鼎、陶壶、陶杯都是那里典型的随葬品。又注重尊卑分明的礼仪制度,墓的规格、器物都分级。这些都是等级更加平等的早期中原地区文化难以见到的。”王芬向我介绍,商周时期最典型的青铜器,正是中原地区将中亚传来的青铜技术,与海岱地区陶器器形结合的产物。而与夏代对应,被学者称为“最早的中国”的以洛阳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其中发达的礼制许多即脱胎于彼时已被称为“东夷”的海岱文化区。

焦家遗址正处在大汶口文化的核心位置,出土最多的遗迹又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与田馆长对于接续年代的期许不同,王芬和李新伟对墓葬的关注,更多是透过聚落研究的视角,聚焦在共时层面上,大汶口时期社会的变革。

王芬认为,考古工作中鉴定年代谱系的工作十分必要。但若想更深层地了解古代人的生活,还是需要聚落研究的理念。“就是在挖掘前便要想到,所有房屋的格局和分布,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制度和观念。”李新伟说,考古人员挖到一个房子,不单要弄清房子的建造工艺,还要想里头住了多少人,物品的摆放缘由。小至房屋内部的布局,大至房屋间,乃至村落间的关系,均需如此思考。“比如聚落中大房子的位置在哪儿?如果动物骨骼都集中在它的周围,这可能就是组织盛大活动,宴饮吃肉的地方,住在这里的就会是个身份高的人。而有这个大房子的聚落规模大不大?如果大,周围中小型聚落与它是何关系?它可能身踞要地,是一群聚落的中心。”

这些思考促使考古人员在出土的成果中不断发现问题。王芬对焦家遗址发掘最满意的地方是发现墓葬里的重椁。“木头已经朽了,只不过棺椁部分的土颜色、质地跟周围不一样。仔细观察才能发现木头曾经存在过的一条黑色。把那个平面用手铲刮干净,清理出一个干净的平面,棺椁的痕迹就会显示出来。”李新伟是“六大发现”中焦家遗址的评议人,他向我讲述发现棺椁的经过。“但考古中不可解释的因素太多了,很可能只被当作一条普通的黑土。只有预先意识到,才可能在发掘时挖到。”

但王芬师生不满足于此,她想到的是背后的社会基底。“就我们开掘出的遗迹来看,62.8%的墓葬有棺椁等葬具。这个比例高得惊人。”王芬告诉我,即使在100年前,打制棺材也是很大的一笔支出。距今5000年的聚落中有如此大量的棺材,甚至还有一重棺,两重椁,可见此聚落中曾生活着一个庞大的富贵阶层。“那么,聚落能够负担这个阶层所倚赖的支柱是什么?是农业?手工业?抑或是商业?如果有商业存在,它交流的货物是什么?连通的遗址是哪里?走的又是哪条古道?”

李新伟则最看重焦家遗址呈现出当时不同文化圈之间的交流。他告诉我,陶寺遗址的墓葬中有玉器,形制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十分接近,然而地理上横亘在它们之间的大汶口文化,在先前的考古遗迹中,发掘出的玉器极少。“焦家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玉器,且玉璧、玉环等形制与良渚地区一样,填补了一段空白。”但他的疑问也接踵而至,“为什么只有在焦家遗址里发掘出了大量的玉器?”这些疑问有赖于遗址的继续发掘。

王芬的办公室里堆满资料,挖掘的场景也始终在她的脑中萦绕。她像侦探一样,回顾发掘过程中可能漏掉的细节。他们决定今年勘探遗址全貌,不再安排考古挖掘,“我们要沉淀些时日,厚积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