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一画千载 两世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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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纽约苏富比艺术拍场发生“黑天鹅事件”,拍卖不到10分钟,企业家前泽友作以1105亿美金天价拿下让-米歇尔·巴斯奎特的《无题》。不仅刷新了巴斯奎特的拍卖记录,更打破了美国艺术家作品的拍卖记录。

这位28岁就嗑药而死的艺术家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曾在2007年跻身“世界画坛十大最受欢迎艺术家”,地位仅次于安迪.沃霍尔、毕加索、培根等人。

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摇滚巨星,巴斯奎特对于艺术与文化的影响力不仅限于绘画,还涉及音乐、电影、时尚等领域,被称为“黑人毕加索”。

从纽约街头的涂鸦男孩,到堪比梵高的传奇艺术家,让·米切尔·巴斯奎特的人生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涂鸦,吸毒,打架,泡妞......是的,他是一个奇人,一个城市里高贵的野蛮人……

——天生叛逆——

巴斯奎特1960年诞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父亲杰拉德·巴斯奎特Gérard Basquiat是一位海地移民,母亲玛蒂尔达·巴斯奎特Matilde Basquiat则是波多黎各后裔。

作为一名出生于移民家庭、成长在纽约的非裔美国人,“身份认同”自小在巴斯奎特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也因此影响了他整个艺术创作生涯中,对于暗示性二分法(suggestive dichotomies)的讨论。

巴斯奎特《公共浴室对阵最好的酒店》,1982

这一讨论往往涉及贫穷与财富、融合与分离、内心与社会体验等议题。

巴斯奎特的母亲是一位艺术爱好者,在巴斯奎特年幼时,她不仅带着巴斯奎特前往纽约各个博物馆进行参观,更为他办理了布鲁克林博物馆的“小会员”会籍。

幼年的巴斯奎特喜欢画各种东西:汽车,希区柯克电影中的人物以及连环画。

1968年,巴奎斯特因为车祸住院。为打发时间,母亲给了他一本19世纪的解剖学教科书《格雷氏解剖学》(Grey’s Anatomy)。

其中有很多达·芬奇手绘的解剖示意图,不仅成为巴斯奎特后期艺术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更直接影响到了画中频繁出现的器官和人体透视结构。

巴斯奎特的母亲在他13岁那年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1975年,由于父亲工作升迁,举家搬往波多黎各的Mira Mar,年仅15岁的巴斯奎特首次试图离家出走,睡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的长椅上,被逮捕并在一个星期内返回父亲身边。但是很快,巴斯奎特再次离家出走。

1970年代末期的曼哈顿经济萧条,犯罪率居高不下。但是弥漫在混乱中的兴奋和机遇也吸引着充满艺术才华的年轻人蜂拥而至。

1978年6月,巴斯奎特辍学,永远离开了布鲁克林,只身前往曼哈顿,正式成为街头小混混。

彻夜不归的夜晚,巴斯奎特在格林威治村的华盛顿广场闲逛并且开始吸毒。

——以 SAMO 之名,放飞自我——

从60年代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成长起来的巴斯奎特,骨子里充满了叛逆和躁动,迷恋街头文化。

没有接受学院教育的巴斯奎特,血液里的艺术细胞离经叛道,凌乱而自我。

1977年,依靠着天赋和少年意气,巴奎斯特与高中同学阿尔·迪亚兹(Al Diaz)一起,在苏荷(SoHo)街区、曼哈顿的墙上,以及华盛顿广场、纽约地铁的车厢上创作涂鸦,喷绘一些隐晦的符号和格言警句。

他画得很随便,材料都很便宜,泼洒油彩,喷漆罐,再加上丙烯油画棒。

每幅涂鸦旁,巴奎斯特都用魔幻记号笔签上“SAMO”的记号,SAMO 即“Same Old Shit”的简写,意思是“老掉牙的臭狗屎”。

与纽约城中常见的涂鸦不同,SAMO 涂鸦包含三种极其独特的辨识元素:

SAMO 字样、商标标识 Ⓒ、再加上简短却具有诗歌结构的句子,例如“PAY FOR SOUP / BUILD A FORT / SET THAT ON FIRE”(买一杯汤/建座堡垒/放火点燃)等等。

错综复杂的色彩、象征性的冠冕以及潦草的文字,从文化遗产到政治问题,流行文化的象征和圣经诗篇,都是他创作素材。

一时间,纽约遍布SAMO风格涂鸦。

SAMO 的出现让很多对于艺术趋之若鹜的人,纷纷猜测背后创作者的真实身份。

这种悬疑、紧张、刺激和被人注意的感觉,对于从小就想出名的巴斯奎特来说简直是最好的奖赏。

很快,《SoHo 每周新闻报 》(SoHo Weekly News)报道了 SAMO 的涂鸦。

在当时的公共艺术娱乐节目《电视派对》(TV Party)中,巴斯奎特不仅以 SAMO 身份登台,更受邀进入演播厅为节目打出实时字幕评论,将 SAMO 的街头涂鸦文化带到“电视”这一新媒介,在当时可谓开天辟地。

后来他和迪亚兹撕了,纽约的墙上又开始到处出现“SAMO IS DEAD”的标语。

彻夜不归的夜晚,巴斯奎特还泡在曼哈顿中心的Mudd俱乐部或是57俱乐部,和那里的音乐家,艺术家和歌手厮混。

其中就包括有麦当娜,B-52s组合,Gray组合之后的成员之一Michael Holman,以及巴斯奎特的俱乐部伙伴Danny Rosen。

期间为了生计,巴斯奎特出售各类用拼贴技法制作的明信片和T恤衫。

——崭露头角——

1980年,巴斯奎特在Bronx参加“80年代第一个劲爆艺术展”——“时代广场展览 ”(Times Square Show)。

这也是他第一次参与专人策划的展览。为了这次展出,巴斯奎特在之前SAMO式涂鸦的基础上绘制了一整个墙面。

参加这个展览的还有David Hammons,Jenny Holzer,Kiki Smith以及Kenny Sharf等艺术家。巴斯奎特迅速与他们成为至交,并逐渐崭露头角。

“时代广场展览”之后,巴斯奎特又参与了大型展览“纽约新浪潮展”(New York New Wave Show)。

画廊主安妮娜·诺西(Annina Nosei)看中了巴斯奎特展览的一件小尺幅作品,并由此开始正式代理巴斯奎特,两人的合作关系持续至1986年。

1981年,著名艺评人Rene Ricard特意为《艺术论坛》Artforum撰文介绍巴斯奎特,题为“光彩夺目的孩子”The Radient Child,巴斯奎特脱颖而出。

当年12月,在乡村之声的一篇文章中,又描述了巴斯奎特那无处不在的Samo标记涂鸦,在纽约艺术圈引发极大关注。

——贵人相助——

1980年时代广场群展之后,巴斯奎特毛遂自荐与安迪沃霍尔相识,并逐渐成为密友。原来1978年安迪沃霍尔就收藏了一张他手绘的明信片。

沃霍尔为了让巴斯奎特能够符合他所熟谙的那个艺术名利场的口味,甚至把出生纽约中产家庭的他,“美化”为在加勒比岛的贫民窟里出生,只身游荡纽约,每晚在纸箱里流浪。似乎这样,他的成名,才更有“美国梦”式的传奇色彩。

除了艺术家之外,巴斯奎特的作品中还时常可以见到非艺术家的身影,例如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与生物科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等等。

在巴斯奎特看来,基于其他艺术家的再创作,应被视为即兴创作而非挪用——正如巴斯奎特自己所说,他人的影响其实正是“经过我的全新思考的想法”。

——一举成名——

1982年,是巴斯奎特最为闪耀的一年,声望如日中天。

1982年春天,他在纽约Annina Nosei画廊举办了首场个展,门票在开展当天便售罄,足足赚了25万美元。

同年,年仅22岁的巴斯奎特参加了德国第7届卡塞尔文献展(Documenta VII)。

同年完成了《瘾君子》(Dustheads)的创作,在2013年拍出了4880万美元的成交记录。

上世纪80年代的纽约,黑人的地位还相当地下,艺术界更是凤毛菱角,至于成名更是天方夜谭,但巴斯奎特做到了。

Larry Gagosian Bruno、Bischof berger,这些具有重要影响的美术馆争先恐后为其举办个展,超越先锋派,巴斯奎特成为纽约艺术界最闪亮的新星。

1983年,23岁的巴斯奎特入选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双年展,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艺术家,风头一时无量。

1983年,安妮娜·诺西为巴斯奎特与拉里·高古轩(Larry Gagosian)牵线,在洛杉矶举办了一场展览,标志着巴斯奎特与高古轩代理关系与友谊的开始。

在巴斯奎特的作品中,一些符号和文字反复出现:光晕、冠冕、牛奶(代表白人)、肥皂(代表白色清洗)、棉花(代表奴隶)。

他醉心于在同一幅画面上进行交叉绘画、覆盖绘画……以此比喻历史在征服和抵抗之间凌乱的层次感。因此,他的画面中常常零落着各种典故和巧思。

巴斯奎特经常从艺术史中寻找灵感,也常借鉴日常生活中的素材,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者。

他的作品中,甚至可以看到超现实主义“自动写作”的痕迹,也有波普艺术亲近大众文化的特质,他的自由姿态和诉诸情感的表达,则可以视作是新表现主义的。

巴斯奎特就像一个DJ那样,不拘一格地将各种素材混合在一起——贝多芬、拳击、漫画——创造出让人耳目一新的画面。

随着巴斯奎特在国际上的名声越来越响亮,仅在1984年,作品从每幅4000美元的价格,迅速跃至升超过20万美元的拍卖价格。

——风头正劲——

1984年,巴斯奎特在夏威夷成立心工作室,同年参加巴黎法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法国/美国自由造型展,进入欧洲视野。

巴斯奎特名声斐然,腰缠万贯,成为曼哈顿俱乐部里魅力非凡的小王子,与纽约城中各路明星都结为至交。

身穿溅洒颜料的阿玛尼西装,兜里塞满了百元大钞,巴斯奎特与大卫·鲍伊(David Bowie)和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四处闲逛,甚至与麦当娜(Madonna)短期约会。

一方面他光芒耀眼,另一方面,他的成功却无法磨灭当时社会对黑人的歧视。他甚至无法在纽约曼哈顿拦下一辆计程车。

巴斯奎特从不公开他的愤怒,只是让它们暗暗隐藏于他那些神秘的符号、文字中。他总计创作了约千幅绘画,超两千幅素描——无一例外都带有他那独特、激烈却又不乏天真烂漫的风格。

流行元素和街头文化在作品里比比皆是。

电视、嘻哈和早期街机游戏制图,都给了他无穷无尽的灵感。

他的作品中还包括曲棍球手,变化多端的象征符号,以及无所不在的皇冠标签,好比是涂鸦艺术家的个性签名。

巴斯奎特的创作主题围绕“王权、英雄主义和街头”,色彩鲜艳浓烈、笔触跳脱,常常带有标志性的皇冠或是版权符号。

巴斯奎特的作品中另一重要主题,是对于非裔美国人在身份认同、社会地位以及生存状况等方面的探讨。

《迈克尔·斯图尔特之死》是为了纪念1983年,被纽约警察殴打致死的一位黑人涂鸦艺术家创作的。画中警察被描绘成挥舞着警棍的尖牙小人,而斯图尔特则是一个黑色的剪影,整幅画面被红蓝色的漩涡所席卷。

The Death of Michael Stewart, 1983

在同时期的一幅自画像中,巴斯奎特也将自己描绘成黑色剪影。

这种曾经流行于18 世纪肖像画中的呈现方式,在他的笔下具有了政治意涵。斯图尔特的遭遇让他产生了切肤之痛,在得知噩耗时,他表示:“这也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巴斯奎特的作品中黑人常被描绘成运动员和战士,抵抗和胜利的象征。如作品《无题》 (1982)描绘了头顶荆棘的冠冕的拳击手,精力充沛地投入战斗,高举双摆出胜利的姿态。

“黑人是我大部分作品的主角,”巴斯奎特这样解释,“因为我意识到在其他艺术作品中的黑色面孔太少了。”

除此之外,巴斯奎特还常直接或间接的参考与引用其它艺术家的作品,如达·芬奇、梵·高、毕加索、塞·托姆布雷(Cy Twombly)、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等人,都是他引述的对象。

如同一个经验丰富的抽象派画家,巴斯奎特得心应手地使用各种色彩,但这并非只是装饰。对于巴斯奎特来说,色彩是政治性的。

巴斯奎特的作品《黑人警察的反讽》(1981)曾一度被涂抹上愤怒的红色背景,而后才被白色所覆盖。

在他的作品中,白色和黑色不再是中性的。白色常常代表着压迫,被用于抹除那些“微不足道”的历史。

他卡通画般的涂鸦并非是缺乏技巧的表现,而是一种独特的视觉速记方式——是对于现代主义所崇尚的“原始主义”的回应。

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巴斯奎特在绘画中对于其他艺术家,尤其是欧洲艺术家的引述,被视为当时非裔美国艺术家,通往以白人主导的艺术市场的普遍途径之一

“与美国艺术主流保持密切的联系,是黑人艺术家可能被接纳和认同的途径之一。”

——急转直下——

繁忙的纽约生活,让巴斯奎特渴望一个可以安心进行创作的地方,他到了洛杉矶。

同时艺术圈的巨大压力,让巴斯奎特不得不依赖海洛因保持创作的动力和精神。

巴斯奎特将艺术推向了无节制、放荡与“消极”的边缘,而同时金钱、名声和毒品也像一剂剂春药般透支着他的生命。他竭尽全力想要出名,最后,的确出名了。

1985年,巴斯奎特以赤脚形象登上《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Magazine)封面,成为首位黑人艺术家封面人物。堪称是美国画坛的摇滚明星。

这一年也是他首度在东京Akira Ikeda举行个展。

——陷入低谷——

1985年,艺术经纪人Tony Shafrazi与Bruno Bischof berger,联手为巴斯奎特与安迪·沃霍尔举办了双人展,展出共同创作的16件作品。

巴斯奎特与沃霍尔的合作各具特色:

在1984年创作的《赢得百万美元》中,沃霍尔线条清晰的丝网版画,和巴斯奎特无政府主义的凌乱笔触融合在一起。

沃霍尔在画面中表达的内容便是标题本身,他将这一行字直截了当地印刻在画布上。而巴斯奎特则像孩童般涂抹上了完全属于自己的色彩。

在同年完成的《近况不佳的阿里与生命战斗》中——拳王阿里在这一年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症——沃霍尔在画面上布置了耐克商标,而巴斯奎特则调皮地在下面加了“口香糖商标”(CHEWING GUM TM)字样。

沃霍尔每次开始创作一件作品,而巴斯奎特则在同一块画布上做出回应,他总能对每件作品做出自己的诠释。

例如,1985年的一幅作品中,他将沃霍尔的美元符号改头换面变成一条蛇的形状。他在画面上留下了“别踩到我”字样。

巴斯奎特的作画方式是疯狂而即兴的,安迪·沃霍画了一幅墙面大的画,白底、上面是一匹嘴中喷火的马,造型极为漂亮。他让巴斯奎特提意见,后者拿起颜料桶走到画的跟前,突然用白色颜料把马的身体从中间一下切断开。

然而展览却收到了大量负面的评价,没有卖出任何一件作品。

巴斯奎特在展览后郁郁寡欢,甚至离开纽约并疏离沃霍尔。

1986年是个多事之秋,巴斯奎特与经纪人散伙之后又与女友分手,虽然他与达利等人合作设计了“月神日神”,但毫无起色,艺术评论文章也对其刻薄。

1987年巴斯奎特在巴黎博物馆举行个展,但反响平平。

1987年2月,沃霍尔突然死于胆囊手术的术后并发症。他的死给巴斯奎特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从此深居简出。

——巨星陨落——

1988年,巴斯奎特到欧洲,先后在Yvon Lambert、Berubourg、Hans Mayer举办展览。

回到纽约后,又在Baghoomian美术馆举办展览,但评论依然褒贬不一。

虽然巴斯奎特似乎赢得了艺术市场的偏爱,但在学术研究领域却仍然屡屡碰壁。

对于当时纽约的博物馆而言,极简主义正在大行其道,巴斯奎特浓烈的涂鸦绘画风格,一来打破了博物馆策展人对于绘画的传统定义,甚至让保守的策展人感到“不适”,二来看似缺乏艺术史的引述,使研究学者产生了意见分歧和怀疑。

巴斯奎特的作品尤其在非精英观众群中获得了肯定——这正是他试图打破的艺术界的边界之一,却也为他进入官方艺术展览设置了隐形的障碍。

与此同时,黑人出身滋生的敏感脆弱心理,艺术圈对他关注的减弱,对自身能力的怀疑,对安迪死亡后的缅怀,都使他的生活和情绪陷入无法自理的状态,巴斯奎特越来越依赖毒品来抵抗内心的焦虑。

毒药下的亢奋在作品中的体现十分明显。经常可见骷髅、十字架、露着牙齿的大嘴和亢奋的表情。

也许是沃霍尔的死对他的打击太致命,从此他深居简出,心情忧郁,猛烈吸毒。

同时减少创作时间,开始了自我摧残的道路,放浪形骸的天性到了极致。

1988年4月,巴斯奎特在拉吉·巴胡米安画廊(Vrej Baghoomian Gallery)最后一次展出新作,该展览仅仅持续了一个晚上。

1988年8月,巴斯奎特在自家的公寓里嗑药过度致死,年仅28岁,人生被彻底清盘。。。他去世前的作品充满了与死亡主题相关的符号与字样,或许预示了巴斯奎特的死亡。

在短暂的10年创作生涯里,留下了上千幅绘画作品、3000多幅纸本和素描作品。

1992年,在巴斯奎特去世后4年,曾经将巴斯奎特拒之门外的惠特尼美术馆为他举办了个人回顾展。

2005年,布鲁克林博物馆为这位曾经的“小会员”,举办了名为“巴斯奎特”(Basquiat)的回顾展;

同年,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为巴斯 奎特举办了名为“正待此时”(Now’s the Time)的回顾展。

——再创辉煌——

25年后,市场对他的关注度重新燃起,他的作品屡屡创下拍卖纪录。

2013年,创作于1982年的《瘾君子》在纽约佳士得以4880万美元被竞得,创下巴斯奎特当时的市场纪录。

2016年5月10日,创作于1982年的代表作《无题(恶魔)》,也是他艺术生涯中的转折期作品,以5728.5万美元在纽约佳士得春拍“战后及当代艺术晚拍”成交,刷新2013年作品拍卖新的世界纪录。

巴斯奎特的涂鸦作品中包含有诗意的象征,哲学化的内涵和讽刺性的寓意,还有各类符号,如王冠或《SAMO》,这些以后都成为了他的标志性象征。

雷内·里卡德曾经问过巴斯奎特,他画中的皇冠来源于哪里。巴斯奎特回答说:“每个人都可以画一顶皇冠。”巴斯奎特通过涂鸦艺术,试图打破艺术与社会中白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的玻璃幕墙。他的一生虽然急促短暂,但其影响早已远超了艺术的边界,成为了不可被忽视的符号之一。

巴斯奎特的画作交叠着非洲、加勒比海、欧洲的多元文化的影响,配合Rap与Hip-pop音乐文化冲击,涌现他对社会的反叛与生活暴力的写照。

也许巴斯奎特的疯狂只是表面,正如他的老朋友、音乐人霍尔曼说:“巴斯奎特是更加复杂和生动的人,他的心里住着一个国王,一个达·芬奇、毕加索。”

“在80年代那个特别时期,他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把流行文化的来源与历史、艺术和文学的来源相结合,把所有这些同自身的经验和种族身份融为一体。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他的想法比他的手更快。”

巴斯奎特所呈现的都市典型,仿佛被涂鸦的表现方式所限制,更受制于绘画的表现。但是这些形象却没有被束傅,它们仿佛对着我们呐喊,喊出我们真实的一面。

巴斯奎特表现的是那分对生命的饥渴,强烈的想象向往生命意义,他的尊严,他的文化,该高呼的,该书写的,该替未来留下的痕迹、年轻一代高呼他们的无辜和生存的权利。

巴斯奎特的一生,是典型的美国式非主流英雄史,代表着一种可以实现的理想。不论你的背景如何,不管你如何开始,都可以成为一位独立的艺术家,发出自己的声音......

它同时也启示着我们,即使曾经一无所有,一样可以拥有一切。但这之后呢,是攻是守,是平静还是挥霍,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