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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作者:王鹏2017-12-22 16:46

俄罗斯人对西伯利亚最初的了解,是在其尝试与当时东方最富足的国家——中国进行接触,寻找从莫斯科到中国的便捷通道的过程中获得的。西伯利亚位于欧亚草原的中、东部,在地理上与中国最为接近,是考察文化交流和互动问题时应首先关注的地区。

随着考古新发现的增多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开始认识到,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前,以欧亚草原及其边缘地带为媒介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就曾在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发挥过关键性作用。诸如小麦、黄牛、绵羊、马以及冶金术在中国的出现,可能均与往来于欧亚草原上的古代人群有关,中国的黍等也通过草原通道传入西方。并且,发生在欧亚草原上的重要历史事件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是中华文明发展不竭的动因之一,亦已成为史学家的共识。因此,近年来利用境外欧亚草原的考古材料解决中国考古问题,甚至是专门针对境外欧亚草原考古的研究成果,在国内不断涌现。可以说,对欧亚草原考古的关注,已经成为目前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

近十年来,已经有几批专门研究欧亚草原文化的中国考古学家团队,赴西伯利亚进行实地考察,有的高校已经与俄罗斯相关机构合作,在南西伯利亚地区开展考古发掘工作。但是不可否认,由于语言(特别是俄语)的障碍,大多数中国学者对欧亚草原考古的了解并不系统,这严重地阻碍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在这种情况下,急需梳理欧亚草原考古史,在整体上把握欧亚草原考古发展的来龙去脉,并以此为起点,为讨论与欧亚草原有关的考古学问题奠定坚实的基础。

西伯利亚位于欧亚草原的中、东部,在地理上与中国最为接近,是考察文化交流和互动问题时最应首先关注的地区。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西伯利亚考古学在俄罗斯考古学中一直属于一个独立的领域,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但是与其他地区的考古学一样,西伯利亚考古学有其自身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的梳理首先从西伯利亚考古学的发生开始。

在俄罗斯联邦的版图内,西起乌拉尔山一线,东至太平洋西岸,为无边无际的草原、森林和苔原所覆盖的广袤区域,是现代地理和行政意义上的西伯利亚地区。这个神秘地区的遥远的过去,一直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正是因为如此,号称具有三百年悠久历史的俄罗斯考古学可谓出人意料地率先肇始于西伯利亚。

俄罗斯人对西伯利亚最初的了解,是在其尝试与当时东方最富足的国家——中国进行接触,寻找从莫斯科到中国的便捷通道的过程中获得的。1472年阿发纳西·尼基京在他的《三海旅行记》中如此形容中国:“那里盛产瓷器,所有的东西都便宜”,这无疑强烈地刺激了远在欧洲的俄国人,但是从海上前往中国,不仅路途遥远,而且特别艰险,因此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寻找通往中国的陆上通道。除了一些民间商人的私自行动之外,从17世纪初开始,俄国沙皇连续下令组建和派遣使团前往中国。虽然这些使团大多因没能抵达中国或无法觐见中国皇帝而未达到出使目的,但开拓了数条经西伯利亚通往中国的道路,并生成了正式的出使报告。在这些商人和使团的旅行日记、出使报告中,就有一些关于西伯利亚古物、古迹的零星片语。可惜这些信息不仅语焉不详,并且早已随着时间的远去而湮没在历史当中,变得无法触及了。相比于这些文字记载,某些人对西伯利亚古迹和古物的另一种“探索”,却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史迹”,但遗憾的是,这些古迹和古物中的大部分正因他们的“探索”而永远地消失了。

从17世纪开始,一些到西伯利亚西部拓荒的俄罗斯农民,为了获取贵金属,开始大肆盗掘草原上的冢墓。由于未遭到禁止,甚至得到了地方军政长官的默许,这种能使人快速发家致富的行当很快就变得普及,并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发展到了顶峰,当时的社会上甚至出现了职业的挖墓人。“他们往往换乘雪橇在草原上行进二三十天;在附近的农庄纠集二三百名或更多的人手,分成若干的小队,有目的地四处寻觅;他们挖开封土,有时得不偿失,仅获得一些铜器和铁器,但有时也能获得多达六、七俄磅重的黄金和白银……”,1721年受沙皇彼得一世之命考察西伯利亚的德国人梅塞施密特(1685-1735)如此写道。这些珍贵的文物遭到重熔的命运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少量文物也到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手中。1664年,作为外交官的荷兰科学家Н.К.维森(1641-1717)出使莫斯科,开始搜集有关西伯利亚历史、地理的材料,其中不乏由挖墓人之手流入莫斯科的西伯利亚古物。特别是1714年和1717年,维森总共获得了将近40件带有野兽纹的黄金饰品,这些艺术品连同伊尔比特岩画(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的线图,于1785年出现在了其名著《北方和东方的鞑靼》一书的第三版中。

受到维森的直接影响,彼得一世也对西伯利亚的古迹和古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有好焉,下必趋焉:1715年,俄罗斯矿厂主A.H.杰米多夫为祝贺彼得王子的出生,向叶卡捷琳娜皇后赠送了大礼——“西伯利亚古墓中的金器”;1716~1717年西伯利亚总督М.П.加加林两次向彼得一世贡献黄金古物,共计120多件。这些文物即为彼得一世收藏的“西伯利亚宝藏”的基础,作为另一种“史迹”,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中。出于对西伯利亚古物的重视,彼得一世于1718年颁布法令,规定各地发现的一切古物及稀见物品均归国有,并应登记造册,绘制线图,对盗掘出黄金制品者处以死刑。这是俄罗斯关于文物保护的第一部法令。

彼得一世与俄罗斯考古学形成直接相关的另一项举措,是组织了俄罗斯首次对西伯利亚的科学考察活动。考察在Д.Г.梅塞施密特的领导下进行,在8年的时间里(1719~1727),从乌拉尔到贝加尔,从萨彦山脉到远东地区,考察队行程数千公里,采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以及历史学和民族学材料。其中比较重要的事件是,1722年1月6日,梅塞施密特在当地哥萨克人的帮助下,发掘了一座高耸的冢墓。这被认为是西伯利亚考古史上第一次不以寻宝为目的的考古发掘——虽然这次发掘没能留下任何的档案资料。

除此之外,中途被吸纳入考察队的瑞典军官И.Ф.斯特拉伦别格(1676~1747)亦搜集了大量的材料。他在返回瑞典后出版的专著中首次对西伯利亚考古材料进行了分类:墓葬、坟丘,文字符号、岩画,徽章,石碑。虽然这个分类不具科学性,但仍然是西伯利亚考古史上首次对考古材料的系统梳理。

不仅如此,1725年彼得一世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光里组建了俄罗斯科学院,从此西伯利亚的科学考察活动都由该学院主导。俄罗斯科学院对西伯利亚的大规模考察,主要集中在18世纪,其中1733年到1743年的考察在西伯利亚考古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次考察在В.И.别林格(1681~1741)的领导下进行,吸纳了500多名成员,共历时10年。其计划是:考察自奥涅加湾到楚科齐海的北冰洋沿岸以及堪察加半岛与北美洲之间的海域;全面研究西伯利亚的地理与历史。作为考察队的主要成员,Г.Ф.米勒(1705~1783)搜集了大量的历史学和民族学材料,并以此为基础完成《西伯利亚史》一书,首次根据外部形态对西伯利亚地区的古代墓葬进行了分类。米勒还尝试对一些古代遗存进行科学的解释,比如他认为墓葬中出现的马骨“证明了在现今一些东方民族中仍然盛行的某种信仰”,“墓葬随葬品丰富,说明死者身前具有较高的社会阶层,并拥有巨量财富”。更为重要的是,鉴于叶尼塞河上游一些墓葬中的刀、短剑、箭头均由铜制成,而非更加适合的铁,米勒睿智地指出:“埋葬这些墓葬的人尚不知使用铁器,故而此种墓葬要比其他墓葬更加古老”。米勒根据随葬品的质地对叶尼塞古墓年代的判断,无疑是丹麦人汤姆森(1788~1865)于1836年首次提出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期说”的先声。

巧合的是,继米勒之后,А.Н.拉季谢夫(1749~1802)于1811年出版了《西伯利亚札记》。他在书中指出,叶尼塞及其支流地区的一些古墓,是由已经知晓铜器和银器的民族建造,而比其更加古老的是“发现于河边的具有斧子和刀子之用的坚硬且锋利的石头”。如果说米勒率先提出了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二期说”,那么拉季谢夫提出的则是石器时代—铜器时代的“二期说”,正好与前者衔接。应该承认,二人所作的仅是对古代遗存相对年代的经验性判断,而远非明确的古史分期理论。但他们互为补充,共同完善了人们对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阶段的认识。

纵观以上历史,可以说在18世纪及以前,西伯利亚考古尚未形成专门的学科,人们对西伯利亚古迹、古物的研究亦不系统和深入。但是,从第一部文物保护条令到第一次不以挖宝为目的的考古发掘,从对考古材料的系统梳理到对古代遗存的科学解释,西伯利亚考古学已经如此这般地一步步、缓缓地萌芽了。到下一个阶段,即从19世纪开始,西伯利亚考古学遍地开花,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较之前有了较大的改变:西伯利亚考古学兴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