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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科学是人类知识的两个端点,一个是自由而规矩无处不在的艺术,一个是严谨却充满激情和梦想的科学,当科学与艺术发生撞击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在近日举行的浙江大学“艺术与科学”高峰论坛上,来自全球各地的行业大咖们的精彩发言或许可以启发读者跨越领域的知识更新。

身处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时代,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已经远远超过了技术改造的形而下的阶段,而转换成为不断的追问:为什么像梵高这样有名的艺术家会被认为是“疯子”?为什么艺术可以特立独行?想象力是不是仅仅是艺术的专利?科学家的想象力和艺术家的想象力,在大脑活动和神经主体、还有视觉经验方面而言,都是一样格式吗?大脑在艺术创作中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如何理解“科学向左,艺术向右”这句名言?情感、情绪、感觉、直觉是生物性的,还是认知性的?紊乱的大脑和亢奋的大脑会导致哪些不同的艺术传导方式……

所有这些,包括“人工智能”还有一大堆问题、悬疑、联想,都成为这次论坛中最热门而时尚的话题。

大脑必须要发育到一定的程度才有可能创造艺术,艺术是人类所独有,不过它的基石在其他物种中已经开始出现。我们每个人都与众不同,进化是差异性的,否则进化没有动力,今天大脑和身体的进化已经停止,但是差异性留下来了。有些差异会造成人的极端、不正常,或者说跟常人不一样,但他们在艺术或其他方面常伴随着极端伟大或美丽的创造力。

——荷兰皇家科学与艺术学院脑研究所所长迪克·斯瓦伯教授

神经迫使我们面对自己的内心和情感,理解艺术在生活经验层面的意义。

——神经元艺术史研究创始人约翰·奥尼恩斯教授

艺术作为科学、作为思想的源泉,已经被历史明证。艺术运动与科学上的革命如果不是相继产生就是并行发生: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与巴洛克艺术的椭圆结构;牛顿的物理光学实验与荷兰内景画的光线处理;可以得见,在人类认知、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进程中,正是艺术在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间构架了桥梁,在建构自身的过程中为左右两者提供了灵感、创造性手段、最高品质标杆,使之不断提升至新的精神境界与创新高度。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美院曹意强教授

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核心领域,机器学习技术已经深刻影响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通过建立关于学习的计算模型来促进人类理解“人类如何学习”,是一个关乎人类自我本识的重大议题。机器学习技术在画作鉴定中可以大幅降低分析成本,具有对用户要求低,准确高效,适用范围广的特点。

——南京大学计算机系周志华教授

科学和艺术两个系统的不同之处还在于,科学的路径是直线向前的,是达尔文式的,因为它必须向前推进,建立越来越严密精确的概念化、数字化、模型化系统,不断地淘汰旧知、创造新知;而艺术不是,艺术是永远后退或回归,永远用人类感觉和感知的眼、耳、鼻、舌、身、意初心、诗意初心召唤人的精神回归家园,回到与天空同辽阔、与河山同起伏、与花草同柔弱的栖居之所。科学和艺术就像是一对伟大的情侣,但是它们两人所承载人类文明的范畴是不一样的。科学与艺术的原则,在审美文化的层面上,必须进行全面地反省和甄别。

——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李森教授

牛顿的苹果浙大“艺术与科学”高峰论坛漫议

“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这些神话背后充满遐想,文明的源发点,人类早期包括“完善”大脑发育阶段的诸多努力,均是在不自觉的“艺术与科学”原始状态下进行。在语言尚未产生之前,概念性的东西混沌一片,连劳动都属于艺术的人类蒙童期,如果说存在“科学”的意义,那么,“艺术与科学”一定是同步互动的,人类第一个表意吐词的发声是“艺术与科学”的伟大实践,有了这种成功的质的飞跃,人类才在“艺术与科学”的道路上自信地一步步走到今天。但今天的“艺术与科学”不同于人类早期文明时期,在于它们已变成“左邻右舍”,是一根线条的两翼起伏,是一条河流的两岸风光,是一枚分币的两面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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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艺术家在深圳举行的全球创新者大会上展示使用虚拟现实(VR)技术作画。(资料图片)

 越来越精致严密的科学虽然并不拒绝艺术启发,毕竟科学的惯性让它离艺术越来越远,除非在最宏观与最微观的世界里,科学依旧那么迷人,然而科学理性往往对抗着艺术,人工智能(当选2017年年度热词)操控的智能机器人即便不是艺术的死敌,也能做出“爱是美丽的秘密”的诗句,而对艺术创造的诗性、异常、错位与即兴的随机变化,智能机器人难以战胜一流或超一流艺术大师。围棋、象棋需要高深计算与逻辑推理,可这正是被大数据设计过的智能机器人的强项。大体而言,人工智能造福人类主要应该集中在物质方面,精神生活还得仰仗艺术的润物无声。“科学好比男人,艺术好比女人,一起过日子需要求同存异。”科学的好处使得人类加速享受物质现代化“空中花园”的多维景观,而艺术的曼妙也使得人类在衣食无忧的优裕生活环境中接受心灵的熏陶与洗礼。“艺术与科学”是未来更现代化世界的共同标志,艺术无国界,科学无国界,机遇与挑战尽归“艺术与科学”。

12月2日到3日,由浙江大学主办,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艺术学院联合承办的“艺术与科学”高峰论坛汇聚国内外艺术家、科学家同堂对话,机锋叠出,纵横古今;旁征博引,网罗中外,是一次极具前瞻性的融通艺术与科学的时代交响,借浙大艺术沙龙网的观点:“艺术与科学是人类知识的两个端点,一个是自由而规矩无处不在的艺术,一个是严谨却充满激情和梦想的科学,当科学与艺术撞击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像知道牛顿花园里看见苹果掉到地面,顿悟了地球万有引力一样,“艺术与科学”高峰论坛的艺术家、科学家跨界相聚,各有规矩,各有激情,各以所长演绎艺术与科学的台前幕后,感性知性联动,别具一格,别开生面。不容掺假的科学论述环环紧扣,条分缕析,相对“隔行”的立场令科学家切入艺术的研究视野陌生而又新颖,纷繁而不离题,绝对吸引在场艺术家的耳朵。因为是不寻常的论坛,主办方邀请艺术界学者的时候已倾向于挑选那些很前沿善思辨的“嘉宾入场”,他们对西方经典与中国经典基本能掌控全面,能吸收现代性的科学与艺术术语灵活熟练阐释艺术现象、科学审美,避免了“假、大、长”座谈弊端。无论从心理学、生理学生发的对视觉文化的种种研究、推测和判断,艺术家、科学家不约而同尽量绕开了空泛的议论,而是结合世界地理、气候、物产、宗教、环境、人种、科技、教育等因素综合展开立体叙说,人工智能、计算机、机器学习、数据分析、虚拟世界、神经元的语境内裹夹着达芬奇、罗丹等文艺复兴艺术、印象派、中国艺术和现代主义艺术的名家名作画面,既是科学的课堂又是艺术的课堂。科技文明多从西方诞生,许多西方油画家、雕塑家、建筑家自身即为科学家或者科学爱好者,其美术(艺术)作品带有浓厚的科技色彩。中国的艺术家具有悠久的诗性传统,谢赫的“六法”理论一直深刻影响着书画雕刻艺术,故其是区别于西方艺术的又一个艺术星座。潘天寿“视民族艺术为民族精神之象征,以广远之视域、阔大之格局深入剖析中西方文化关系,提出“两大高峰”和“中西绘画拉开距离”的理论,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并不排斥“西画中用”,却一定首先“坚守传统中国画的特点和高度,有选择地汲取西方艺术营养”。潘天寿的绘画构图,乃至其指墨画的墨、线、彩、面视觉冲击不能不说没有西方绘画的影子,假如潘天寿缺乏精深的理论素养、缺乏高明的科学手段和理性思维,“一味霸悍”是到不了今天绘画的至尊地位。没有技巧便没有艺术,没有绘画工具的“科学发明”便没有艺术,没有对图景万象的“科学发现”便没有艺术。遇见人,遇见物,遇见风景,遇见欢喜,遇见科学,遇见艺术,遇见自己。牛顿遇见了苹果,牛顿才遇见了地球万有引力,牛顿是科学家,还是艺术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用艺术家发散性思维从苹果落地的日常现象中发现了地球万有引力的科学事实——不是奇观,胜似奇观。

科学日渐强盛发威的时代,一个人想要不被“异化”,不被“机械”,不被“冷漠”,那就学点艺术,至少要懂得欣赏艺术。科学求真,艺术求美,抱一颗至善的心去求真求美,平凡也会变得高贵,如同牛顿的苹果,站在艺术角度,站在科学角度看她,一个字:美!

由“艺术与科学”引发的问题

在15年以前,老校长潘云鹤院士就提倡过“艺术与科学”的综合科研命题。当时计算机在中国才刚刚兴起,浙大领全国风气之先,而我们的传统一直鼓励学科交叉。但这次“艺术与科学”高峰论坛,不仅仅指向具体的应用科技和方法过程的层次,而是站位更高,讨论艺术创作中的人体科学、脑科学、神经元等的作用力和规律、还有科学分析。

从这次讨论的情况看,讨论围绕着的是“科学”而不仅仅是“技术”。过去我们习惯的模式:是用技术的视角去改变艺术创作形态并寻找可能性的传统做法,但这次,却被更讲原理原则的科学探索的立场和追究因果的目的所取代。身处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时代,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已经远远超过了技术改造的形而下的阶段,而转换成为不断的追问:为什么有名的艺术家会被认为是“疯子”?梵高与徐渭有着相类似的行为方式,身处欧亚,又相隔数百年,两人背后的大脑神经构造有什么相同之处?人工智能在搜索、计算、存储、优化方面,远远胜过人类;但在感知、推演、想象、学习方面尚难匹配人类,至于艺术审美,更是与之难以衔接;但问题是,为什么艺术可以特立独行?又比如以神经塑形和神经镜像为出发点,会对艺术家的表达产生什么影响?据研究,神经塑形可以了解视觉偏好,我们原来的理解,视觉是一种客观能力,它有偏好吗?如何证明这是偏好而那不是偏好?而镜像帮助人们的自我感受类型化,有预设性,它跟历史与时代是什么样的关系?与人的视知觉和审美心理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提出“神经元艺术史”的认识模型,又比如提出脑神经与视知觉的关系问题,是否与我们平常理解的艺术史研究太遥远了?反过来,科学发明史告诉我们所有的创造和推进都需要想象力,而想象力是不是仅仅是艺术的专利?甚至吴朝晖校长还追问:信息基础和生物基础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脑科学研究,应该是生物基础基本一致,但信息基础截然不同;这些不同在脑神经研究和视知觉研究中有什么样的区别方式,并且能通过数据证明之?另外,大脑的运作机制和过程,人脑与意识、灵魂、精神、信仰、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什么样的规律?紊乱的大脑和亢奋的大脑会导致哪些不同的艺术传导方式?甚至还有视觉艺术作为大脑治疗手段可以用于精神分裂症、抑郁症、成瘾性疾病的治疗;艺术家的亢奋与大脑结构之间必然会有的生物关系……所有这些,包括“人工智能”还有一大堆问题、悬疑、联想,都是这次论坛中最热门而时尚的话题。

这是真正的学科交叉,不是实用主义式的怎么管用就拿来用,而是立足于学理的探究。无论是代科学立言,还是替艺术声张,不约而同的态度,都是尊敬、谦逊、求教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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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雅·皮诺舍维奇 从我自身出发的知识之旅

(图片选自“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季项目——中东欧当代艺术展”)

关于“艺术与科学”的诸多问题,我认为,第一,多学科交叉是综合性大学尤其是学科最齐全的浙江大学这样的“双一流”致力于学术创新的目标。“艺术与科学”就是这样一个明晰的目标;二,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习惯看法。专家认为:只要可以“计算”,皆可为人工智能所取代。但人工智能唯一无法控制的,是艺术。我听了终于松了一口气。哈,我们可以荣幸地逃过这一劫;三,国家讲“文化自信”。我们艺术家要讲“艺术自信”,主动与科学家沟通交流对话,而不是固执地拒绝、冷漠它。拒绝是不自信的表现;四,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学术论坛。对我们艺术家而言,元神经学、脑科学、自动数据分析技术系统、人工智能走向深度学习等等话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需要我们作重新吸收和思考;五,就像吴朝晖校长所说的:这是一个全新的变化的时代。十九大强调“新时代”,我想我们今天这个论坛的举办,也标示着通过我们的努力,正在把“‘艺术和科学’研究”带进了一个“新时代”。

以上五点,是我在会议开幕时的想法;但在会议完了之后,我的脑子里反而涌现出的、又被储存了的,是一大堆未解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艺术家过去从来提不出的、也从来不会去想的。也许可以说,我认为这次高峰论坛是打开了一扇窗;一个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新世界。过去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是问题;现在我们明白了它们作为问题的存在,当然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因为有了问题,就为将来寻找答案找到了必须的线索与条件,若干次会议以后,也许会形成一个时代的特定思考轨迹和思维样式,同时会出现一大批于原有的艺术而言从未有过的、带有明显这个时代特征的、横跨科学与艺术两端的重要成果。

“艺术与科学”命题的文化前提

由浙江大学主办的“艺术与科学”高峰论坛12月3日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落下帷幕,我旁听了第五场第一分场并在专家主题发言后参与了讨论。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是个老话题,但却随着艺术概念、范畴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带给人类持续的困惑。

“艺术与科学”这个命题之所以成立,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普遍性认知前提,即两者关系密切却截然不同。简单地说,艺术诉诸感性,而科学是理性的产物。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艺术,并使其在科学进步的帮助下不断地提升和完善材料、技巧和观念。这一点在西方艺术史的脉络中十分突出,而在中国艺术的发展中却不明显。个中原因应该放到更为宏观的文化视野中加以考察。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对科学和科学思维不够重视,中国画家特别是文人画家也不太关注艺术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反映在艺术家的学养结构上,中国古代艺术家基本表现为琴棋书画全才式的人物,西方的艺术家正相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皆拥有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医学等多学科背景。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就十分密切,这从西方艺术家的知识结构就可以得到清晰的验证,这些学科反过来又促进了艺术的选择与发展。

同样是诉诸感官系统的艺术,在与科学的关系上东西方为何呈现出如此迥异的面貌?这恐怕要从艺术的深层动机说起。

万物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必然会对早期的人类产生极大的震撼和触动。即便是今天的我们,面对不可思议的生命和自然现象,依然深深地感到茫然无解。人类在追问宇宙和生命本质的漫长过程中,宗教的诞生是必然的。唯一的区别在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对于那个“终极力量”的认知不同,有的将其解读为一个明确的人格神,如上帝、安拉。有的则将其归为一种难以言说的规律,如中国的“道”。

中国人认为宇宙自然自有其运行的规律,生生不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虽然中国人也认为宇宙有从黑暗混沌走向光明秩序的阶段,但所谓的黑暗混沌只不过是暂时的假象,整个宇宙就像被冰封了一般,天地纠结在了一起,人类被困其中。只需有伟人出现将其分开,就会豁然开朗。因此就有了“盘古开天地”。三国吴徐整著《三五历纪》中写道:“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天地不是人所创造,人亦是自然所生。盘古即有问天之意。

西方则不然。在西方人的眼里,上帝是造物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最高神祇。《圣经》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上帝不是仅仅重建秩序,而是创造万物。

万物要生长和加以识别,自然都离不开光。有了光,才有生命,也才有了形状、体积、色彩。光,作为视觉艺术的基础,在西方艺术家手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是体会和亲近上帝最重要的手段。不同明度、色相、饱和度和角度的光展现了事物不同侧面的属性,也就某种程度上揭示了造物主的“旨意”。也就是说,艺术与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很长时期内是相似的,是信仰的体现,是亲近和了解上帝的不同途径而已。西方艺术不但不排斥科学,而且还与之关系暧昧。

了解了这一层,我们或许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当代艺术会如此迅速且自然而然地与科学技术特别是网络新媒体技术融合在一起。大量的装置、影像技术包括新材料、新空间合力打造的当代艺术以其多元的呈现方式和文化指向延续着古老的艺术动机。

对于西方艺术家来说,当代艺术与科学之间关系的讨论似乎更多地表现为如何探索新的融合可能,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和艺术家而言,问题就变得复杂和尴尬得多。清末民初的民族危机让中国从上到下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新文化运动对“德先生和赛先生”(即Democracy和Science)的倡导,科学精神逐渐深入人心。但想要让中国艺术家在观念和实践上都实现这种转变则困难得多。不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林风眠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徐悲鸿,都没能实现两者的真正融合,因为说到底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艺术的问题,更是文化和信仰的问题。

正如油画民族化的历史课题至今也没有得到圆满的解答,中国传统艺术的当代化问题同样困扰着中国艺术家和理论批评家。从逻辑上看,两者面临的困窘是相似的,都必须思考在西方强势的文化艺术冲击下如何调整心态,如何为我所用又不失独立性的问题。

现实的情况是,与现代主义及之前的艺术相比,科学与当代艺术的关系空前密切,它赋予了艺术更为自由、多样和深邃的表达维度和材料语言,使之更加自由地纵横于哲学、宗教、文学、道德、政治等等几乎人类文明的所有层面。这让中国艺术家们常常应接不暇,无所适从。同时,旧有的心结也好,现实的策略也罢,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传统情结和身份意识变得更加凸显起来,似乎在有意识地抗衡科学对本民族艺术的“异化”。于是,一种尴尬而矛盾的奇观出现了:很多中国艺术家一方面迷恋于科学技术手段带来的冲击力和多种表达可能性,恨不得把所有最新的物理的化学的网络的概念的成果都拿来包装作品,使之看上去很“当代”,另一方面又在内容和主题上“坚守”所谓的传统文化,动辄引用《诗经》《山海经》《易经》或者佛经等元典中的只言片语,张口“道”“韵”“相”“禅”。技术上刻意的复杂性赋予了作品一种晦涩的意义指向,无形中又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意象性和模糊性实现了微妙的共融关系,虽然这种共融本质上是可疑的,站不住脚的,暴露出这些艺术家内心深处的纠结与投机。

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既要从概念和逻辑的角度进行厘清和研究,也要置于特定的文化前提和时代语境中加以审视。毕竟,学术研究和探讨的目的,既是构建和完善适用于本民族艺术的一套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也要丰富具体的艺术史研究、艺术创作,并对今后艺术的良性发展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