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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报 作者:李小可2017-12-11 15:19

2017年是我父亲(李可染)诞辰110周年,他已经离开我们28个年头了。时间推移,我也到了古稀之年,随着在艺术实践道路上不断深入的探索,我对父亲更加理解,愈加怀念,父亲的爱好、艺术、生活点滴、音容笑貌,还有父亲的好友们……历历在目,太多回忆。纪念活动从哪儿开始呢?我想开端应该是“师牛堂”,因为“师牛堂”代表父亲艺术的高峰,是他生命的终点。于是,在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美术馆,实景复原了“师牛堂”,一扇窗、一副对联、一个摆设、一件旧家具、一块桌布,还有父亲画室每天传出的京剧唱腔……每一样还原时,仿佛时光倒流,我沉浸其中不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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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生有六个堂号,以“师牛堂”最为著名,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使用,他的许多代表作大都落此堂号,可以说,“师牛堂”代表着他最高的艺术成就。1973年,我们家离开“大雅宝胡同甲2号”,搬进了在西城区三里河社区的一套普通单元,进门右手第一间便是“师牛堂”——整整20平方米的房间,里面有一个长2.8米的画案,一大两小的沙发和两个小书架,一台老式长方形的收录机,还有大量的书、字帖等。我和父母亲一起在这里居住、生活,直至1989年父亲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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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父亲常说“我是时间的穷人”。在“师牛堂”的日子,是他最为忙碌的时光,除了生病,每天坚持创作,只有大年初一会休息一天。父亲在这段时间里除创作了《树杪百重泉》、《漓江山水天下无》、《春雨江南图》、《无尽江山入画图》等作品外,还有许多画家、文化名人、学生、机构等请他题词,父亲鲜少拒绝,每天作画之后都要写字,桌上永远有记着满满的、等待完成的工作清单。他过世后,我多次想要为父亲做一个特殊的书法展,展品就是以这些他为社会各界人士和朋友们题写的书名、展览名或机构名称,这些都是在“师牛堂”完成的。

1978年,母亲和我陪父亲再上黄山、九华山写生并到武汉讲学,历时数月,这也是父亲最后一次外出写生讲学,相隔上次外出写生已有近20年之久,所以父亲非常兴奋。

那时候,许多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常来“师牛堂”做客,如陆俨少、亚明、黄胄、张正宇、程十发、王肇民、杨振宁等,还有日本的画家东山魁夷、加山又造、平山郁夫、高山辰雄,智利画家万徒勒里,京剧大家张君秋、李世济,著名电影艺术家赵丹等。我记忆深刻的有三位:黄胄叔叔那时常去钓鱼,每次骑自行车来时,后面都会架着两个水花四溅的铁桶,送来刚钓的鱼;陆俨少先生有哮喘病,我们家没有电梯,每次来都要非常吃力爬上四楼,为此父亲总是很担心;张正宇先生最后一次来时身患绝症,到家里告别,但他非常乐观。那天他写了好多字,记得写到得意时,他会回过头来竖起大拇指夸奖自己说:“绝了!” 那勇敢开阔的样子,我一直记在心里。当时家里来的人很多,年代太久远,很多记不清了。而来“师牛堂”的更多是父亲的学生和想方设法找来请教的年轻画家、记者和求字画的各界人士,父亲为了保证他的创作,曾在大门上贴了个告示请求大家体谅,但效果不大。1978年,父亲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他们上课也是在“师牛堂”。

父亲是苦出身,特别重视过年。每逢春节,我都要按照父亲的意愿,去南城一位老人那儿买手工的灯笼,去新街口买水仙花,再到那时仅有的友谊商店里的花店买鲜花;妹妹筹备年夜饭和年货;父亲则是写春联、写对子。不大的家里张灯结彩,除夕晚上全家人给父母拜年,父亲则会给孙辈压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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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2月5日,父亲如常早餐过后,例行下楼打太极,我则去北京画院开会,如往日一样平静。结果我刚到单位,就接到母亲的电话,说父亲过世了!我一点都不相信,拼命赶回家看到如睡着了的父亲,父亲在10点50分左右,与文化部来的几位工作人员谈话时心脏病突发离世,倒在“师牛堂”的画案前。

父亲过世后,我搬出了家里,但每次走进“师牛堂”,都不由自主地放轻脚步,仿佛父亲还在那儿画画……父亲走后,家中还保持着老样子,因为房子老旧,没有电梯,对老年人来说生活很不方便,可母亲还坚持住在那,每次进出要自己爬楼。我劝过多次,但她说“这是我和你爸爸的家,我哪都不去”,母亲还一直保留着父亲春节的所有节目。2015年母亲重病,她拒绝住院治疗,到了4月25日凌晨,情况严重,叫了救护车,急救人员来抬母亲时,她意识非常清楚,坚持不去,双手一直紧紧抓住床头不放,我知道她是怕再也回不到她与父亲的家。母亲去世后,我和弟弟商量,家中继续保持原样,永远纪念父亲和母亲。

“师牛堂”代表父亲艺术成就的高峰,它不仅记录承载着父亲的艺术和精神,还有亲情与友情,父亲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安静、愉快和幸福的时光。“师牛堂”是父亲的画室,也是他的战场,是父母和我们的家,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