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央视鸡年春晚

昨天在微信朋友圈内看到一则关于春晚总体色彩的分析，作者用了“绚烂至极”来形容。而她声称：“饱和度越高，颜色感觉越不高级”，的确如期所言，“所有高大上的奢侈品在春晚的舞台中都如同99元包邮的淘宝货”。作者似乎划分了一条泾渭分明的色彩界线：高档品位在于非饱和度的色彩运用，而相反色彩纯度高的混搭会陷于差品位的窠臼，被指责为媚俗，这点已经基本成为了一种对于色彩运用的刻板印象。

故宫建筑群

在中国王朝晚期的美学传统中也存在着这样类似的品位区隔。在前现代的生产条件下色彩不仅仅是皇家或官家彰显富贵、庄严的手段，也是民间文化所向往的。因为它在视觉上创造了欢愉和有效的刺激。一方面从皇家建筑的雕梁画栋中可以看出，另一方面民间的彩色木版年画也透露了其中的奥秘——它无论是实至名归地再现了商贾贵胄的财富，还只是寄托了平民对于新一年的良好憧憬，艳丽丰富的色彩都能营造出喜庆的气氛，象征着生气勃勃。

但除此之外作为文化精英的中国文人阶层还制造了另一种区隔，一种文化上对于“平淡”的赞美。特别是在晚明，文人阶层虽然获得了科举制度的庇护，在士、农、工、商的排序中成为一种特权阶级，但随着全球的贸易网络的开拓和国内商品市场的蓬勃发展，只有非常少数进入官场的文人们才可以真正发挥出他们的特权，面对财大气粗的商业资本大多数文人在荷包上都显得捉襟见肘。对于占据文化资本的文人们而言，只有在品位上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才可以制造出和商贾贵胄的区隔，用文化上的优势平衡经济上的劣势。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黄金万两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招财进宝

倪瓒《渔庄秋霁图》

早在宋代就有苏轼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他的意思是说，如果画画只能画得像，这跟小孩子的水平差不多。他们所标榜的高尚品位和其他阶层的审美区分似乎就如同黑白水墨画和色彩缤纷的年画间的区别那样一目了然。民间文化中对于色彩和装饰的追求还囿于低位阶层对于高位阶层的模仿（贵胄文化）。对于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憧憬根植于物资短缺的前现代生产条件。文人们对于“平淡”的赞美，其实是对于文化教养的赞美，他们与其他阶层的审美区分也正是在于此，对于雕梁画栋和炫丽色彩的偏爱是那些缺乏教化的，以感官驱动的庸人和儿童之见，有文化、有教养、读诗文的士人阶层反而欣赏那些半抽象的水墨画、音色古雅的古琴、黑白分明的围棋、书法等。这些都不是由经济可以带来的，而是长期的教养。明末商业对于文人价值的挑战也正激发了文人对于文化价值的自卫反击，他们通过重新抢占文化话语权来实现逆袭。作为文人经典的倪瓒这时才被言过其实地推向神坛，吴门一派才势如破竹的成为了正统的标杆。这时“平淡”才被塑造为一种文化上的高级，它以倾注于身体之中的文化教育为基础，展示了作为高级所需要的日积月累的时间成本。

格林伯格《艺术与文化》

在德语中19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一个词“Kitsch”（媚俗），这个词之后也引入了其他语言，包括英语。今天，那些由琳琅满目的装饰，鲜艳夸张的色彩所造成了一种虚有其表的浮夸效果，这构成我们对于媚俗的基本理解。但媚俗并非只是如此，媚俗被美国文论家格林伯格在《前卫与媚俗》中表述为一种对于被确认为高端艺术品的拙劣“模仿”。

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

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也讨论过媚俗，他认为在前现代，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不会出现媚俗。因为在进入机械复制时代之前，图像的生产可谓千辛万苦，雕梁画栋毫无疑问都耗时费力，对于昂贵的矿物质色彩的运用更是一种奢侈的象征。为了达到以上的效果的确价格不菲，所以当时平民和贵族之间的界线非常分明，可以通过繁复装饰和色彩明艳与否来判别。装饰和色彩成为了等级区隔的有效视觉性表达。

美国评论家格林伯格说：“媚俗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工业革命使得西欧和美国的大众都住到城市里，并使文化得到普及”。当社会分层开始松动，上中下之间的流动成为可能，大众文化逐渐崛起，平等观念慢慢在民众中扩展时，特别是当机械复制使得一切的图像生产变得轻而易举时，媚俗就悄然而至。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逐渐追求平等和大众化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的初期社会等级的牢笼被逐渐打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市场竞争下成为了现实。社会的下层在努力上升的过程中，除了实现经济上的扩展，还必定要在审美品位上获得提升。为了满足于低位阶层对于高位生活方式和美学品味的想象，就会出现某些对于高端产品的模仿，这样的模仿由于成本的局限往往差强人意，呈现出虚有其表的廉价效果，那便是媚俗。而其直接的表象就是对于过度装饰和夸张色彩的追求。

19世纪70年代德国在普鲁士的努力下进入统一，同时也开启了全面的经济繁荣和从上至下的现代工业化，作为概念的Kitsch（媚俗）也应运而生。新兴资产阶级在大众文化鼓动下模仿着旧贵族的装饰风格。毕竟在当时还是存在着一种审美的高低分层。媚俗只是在混淆这样的阶层区隔，它以一种相对便宜的方式来模糊个人的位阶，但它以承认这样的分界为前提，并通过自己的模仿来肯定这样单一的意识形态。

装饰性媚俗的泛滥因而导致了20世纪初现代主义的反弹，德国文艺评论家Adolf Loos于1908年发表了著名文章《装饰与犯罪》（Ornament und Verbrechen），其中他首次表达了对装饰的批判：“当代装饰家既是文化落伍者也是病理学的案例……是现在有教养的人士不能接受的，在不久的将来也是如此”。柯布西耶在1925年出版的《今天的装饰艺术》（L’ Art décoratif d’aujourd’ hui）中继续了此种道德审判：“人们变得越有教养，装饰就越少”，他悲叹道：“装饰品充斥着商店的柜台，它们被廉价的卖给购物的女人。”其中强调了一种教养和品位的关系，这就仿佛呼应着晚明文人发动的“平淡”主义美学革命。格林伯格尖锐地指出，媚俗起源于从众心理，对个体“反思”能力的放弃。而反思正出自于个体性的教养，自我意识的觉醒。

现代主义在“反思”中发动了对抗装饰的战斗，它发明了新的功能理性主义。但当现代主义发展成为了标准化的“国际风格”时，功能理性的简约又成为了一种新的从众主义，媚俗从而转换了阵地。人们如同意识形态控制般崇尚和赞美着“白立方美学”，商场、办公大楼、地铁、火车站、厕所、家装……纷纷白立方和极简主义化，呈现出一种圣神、无菌、均质的光辉。

低头族

同上所述媚俗不只是存在于色彩斑斓之中，也存在于色彩单一和形式极简之中，它是一种缺乏“反思”的大众化模仿。在数码复制时代的当下，在消费主义不断加码的今天，当一种美学样式被大量拷贝和传播时，媚俗获得了时空范围的无限性。当所有人都握着同样的iPhone拍照时，当每个人都在低头拨动屏幕的时候，难道我们心中没有升起一股深深的厌恶，那便是媚俗！

捷克裔法国小说家米兰·昆德拉

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捷克裔法国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在一次访谈中把媚俗上升到了一种哲学和政治的层面，他说：“这是一种由某种对世界的看法所支撑的美学，这几乎是一种哲学。这是知识之外的美，是美化事物、取悦于人的意愿，是完全的因循守旧……（媚俗）是某种艺术上的煽情。这种蛊惑存在于西方，也存在于东方。当然，极权的国家发展了这种媚俗，因为，这些国家不能容忍个人主义、怀疑主义和嘲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媚俗的胜利。在西方，这种媚俗性尤其被政治派别当作媒介物，看看美国的选举运动……但政治并不产生媚俗，但它需要媚俗。任何政治运动都以媚俗、以迷惑他人的愿望为基础的。”

在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彻底反对一切的审美分层，这根植于一种共产主义美学-政治一体的乌托邦计划。它的愿望不是要去设计一种高级的品位，来区别低级，而是彻底排除其他品位，从而创造出一种唯一的人类本性。它是一个将旧人改造成新人的计划，试图让新时代和旧时代、新人类和旧人类的一刀两断。它承诺了一种从美学到政治上的大解放。

读毛泽东语录的人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30年单一化的无产者阶级审美标准，灰蓝色的统一着装，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无疑也是一种媚俗。强制化的美学平等正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样构成了一种偏执的病理学压抑。它造成了整整一代人对于品位的失忆。）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随着市场的全面开放和现代化的推进，经济和美学多元化被许可，西方咨询和生产-消费模式全面涌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现世媚俗代替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超越性媚俗，但这一代中国人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人截然不同，他们突然处于一种审美典范的混乱。在欧洲，崛起的资产阶级可以在审美上模仿旧贵族残留的装饰品位，从而获得一种阶级提升的幻觉。与此相比，经过文化革命的中国人却切断了自己和传统的关联，既无法依傍传统的美学体制获得高级感，也无法毫无顾忌地拥抱西方，他们陷入了一种自我生活方式和审美的无根性。80年代突然涌现的美学热和寻根潮构成了一种对于自我身份的疑惑。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现世媚俗中，中国的这一带人没有一种可以全面拥抱的标杆，他们缺乏审美主体性，只是对于一切现成的过往、新兴的、异国的、民间的风格的碎片式模仿、挪用、拼贴。它造成了一种审美秩序的混乱。正是对于共产主义时期“单一贫乏”的彻底反弹。那被压抑已久的审美多元主义如同井喷一般呈现出无节制的“媚俗”，浓烈的色彩和不管出处的装饰混搭成为了想象力所至的爆发。那是一种从美学-政治乌托邦的单一媚俗滑向了消费主义多元媚俗。

它正符合一种歇斯底里的后现代多元美学，如果说后现代是对一切乌托邦理念的嘲讽和解构，那么这一后现代的感性狂欢正符合消费主义的及时行乐，正如拉康所言：从单一的“偏执狂”走向了多元、无主体性的“精神分裂”。

2017年央视鸡年春晚

从80年代万人空巷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春晚，它今天的美学呈现无疑依然继承了整个80年代后对于美的大众想象，同时深深地关联到此前30年来的革命美学实践——单一的美学-政治乌托邦。我们对于媚俗的辨识也不能仅仅在于对色彩和装饰多少的区分，而必须要在一种意识形态分析中展开。

美国后现代艺术理论家哈尔·弗斯特（HalFoster）在《“阶级趣味”的崩溃》一文中声称由于品位的流行化不断加速，今天不存在一种固定的阶级趣味，所有人都在各种的趣味和风格中不断游移，只有被聚焦时刻和长短的不同，而没有实质上稳定的高下之分，一切在弥散中此起彼伏，若隐若现。媚俗无法避免，但无论如何今天我们需要一种重新的个体化，一种在自我教化中产生的个体意识和反思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