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和机械化生产不断进步的时候，如同马克思在19世纪所言，人的劳动岗位不断被替代。今天已经不只是体力劳动，基础性脑力劳动也将被取代。按照美国学者Collins的说法，中产阶级已经开始沦落，资本主义即将终结。今天文化产业是否可以拯救未来呢？“凤凰艺术”特约撰稿人，青年艺术家及艺术评论家姜俊将为我们谈谈他的看法。

▲ G20即将在杭州召开

为了G20我所住的城市杭州严阵以待，各种安保的段子也就不多说了。今天刚好在微信朋友圈内读到一篇关于上海地铁安检的文章，吐槽不止。据说在上海当初的安检是几年前为了世博所设立的，但世博结束后这样的特殊状况竟然被保留下来成为了常态。这一关于世博的说法貌似和G20有亲缘性，但我倒是不太相信的，难道就只有上海、杭州、北京才有地铁安检吗？2011年我在读过书的耶路撒冷也经历过无数次安检，只要是进入建筑物，都要开包检查，而且不是X光的那种。当然以色列和我们没法相比，毕竟它是世界上恐怖主义威胁等级最高的地方。

那么这篇文章最后想说的就是，安检的设立是为了扩大就业，这一说法的可信度非常高，只要看看检查人员心不在焉的工作状态就明白了，和防御恐怖主义相比制造就业更是当务之急。和经济增长比起来，就业率其实才是各个国家所关心的核心议题。GDP指标只是表面，下面隐藏着就业问题。失业率过高会直接导致社会的混乱，政府合法性受到质疑，这似乎已经是今天的基本常识。

很多地铁安检岗位上的人员看上去颇为年轻，甚至有颜值不错的帅哥美女。走过路过不禁让人叹息。如果真的要创造就业，是否可以思考另一种方案呢？起码可以让人在工作中多少有一种自我实现和提升的感觉。

▲ 《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最近读到美国社会学家Randall Collins的一篇文章《中产阶级工种的终结：再也无处逃遁》，心中颇为压抑。他预言资本主义马上就要终结了，由于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在不久的未来势必会抢占中产阶级所从事的简单脑力劳动。如果今天简单的新闻稿都可以由撰写程序代劳，法律的简单咨询已经不需要初级律师了，医院不需要看X光片的医生了，那么高失业率就等待着我们。当然这个话题并不新鲜，马克思在19世纪就曾经预言过，不过他只是指出了体力劳动和机械生产之间的替换关系，还未曾想到今天人工智能所能达到的水平。是呀，当富士康都在运用机械臂在黑暗中生产手机了，那么那些曾经被异化的年轻劳动力该去哪里呢？

因此现在会出现GDP虽然在攀升，但失业率并无任何降低的现象。对此有人指出新的技术当然会剥夺一大批劳动岗位，但是也会创造出一批新的劳动岗位。对此Collins认为，人工智能所替代的就业数量是新产业所无法吸收的。比如码农的职业随着网络科技，人工智能应运而生，但它到底可以替代多少我们失去的就业岗位呢？值得怀疑！如果说由于今后新产业必定需要受到更高教育的劳动者，而且教育需要一对一的现场体验，那么不断延长的教育似乎可以创造就业。同时今天无远弗届的教育扩张的确平白无故地创造了非常多可以值得学习的东西，各种荒诞不经的课程如雨后春笋。同时今天的教育已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通货膨胀，难道人工智能就不能代替老师的职业吗？当下到底有多少app在致力于教育行业的创新呢？那么文化产业呢？服务产业呢？……

Collins的预测颇为悲观，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再创造就业，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思考一种新的社会体制了。另一个美国社会学家Michael Mann却对这一论断不以为然。他对于资本主义的创造力颇有信心，而且他认为地区和地区发展的阶段并非相同，我们非常难用一种决定论的方式宣告资本主义总体性的终结，但未来环境问题可能是全球所无法回避的，各种争夺将由此产生，21世纪的道路可能和20世纪一样崎岖。无论他们俩有多么大的分歧，但都有一个共识，专制主义可能会由于环境恶化和失业率高涨再度回归。毕竟20世纪30年代纳粹党的执政是民选出来的，它也的确在执政期间大大提高了就业率，和民族的团结感，只是它同时有计划地灭绝了另一批所谓多余的国人（犹太人），并触发了战争的绞肉机。现在各国的民族主义便是一种危机的前兆。当全球化下的失业率飙涨时，国家民族主义就成为了人们重新的依靠。为此各国政府到底可以为自己的国民制造出多少平白无故的就业岗位呢？

▲ 台湾的“红鼻子医生”项目进入台中儿童荣总儿童病房中，“小丑医生”与病童互动，让孩子在欢乐的气氛中暂时忘却病痛。

最近在画画时，我听了《文茜大姐大》的一期节目，其中介绍了台湾的“红鼻子医生”的项目，当然在欧洲已存在了各种有趣的艺术相关性职业。“红鼻子医生”就是从演艺专业分离出来的一种治疗型表演，演员打扮成小丑为濒临死亡的患者表演节目，提高他们和病魔战斗的情绪。他们穿梭于台湾的各大医院，展开一种颇有意义的服务性工作。我对陈文茜的温情的表述形式并不在意，只想提出一个现实主义的问题，国家的税收是否可以覆盖这一批医生的劳动报酬呢？我个人虽然不认为这样的表演可以获得丰厚的酬劳，但它起码提供了一个健康人生观的无限想象。在今天体验性的文化服务似乎已经成为了就业的新希望。既然这样，如果政府致力于创造这种类型的职业，那么可能多少要比在地铁中设置安检岗位更温情脉脉呢？

当高科技的生产大行其道，现代性的弊病也凸显出来，卡夫卡和贝克特早就在上个世纪描绘出了这种异化的图景，人在人工化的规训下苟且着，“诗和远方”成为了不可企及的梦想。今天，人的互动性、参与性和体验性反而成为了这个时代最为珍贵的东西。我在从德国回中国的飞机上曾和一个德国邻座聊天，她除了音乐演出方面的策划工作，还兼职在企业做特别的艺术培训，简单的说就是通过艺术和音乐让员工和上级一起做游戏，使得公司生活和谐，创造一种共同体的情感。我想对于现代化水平颇高的德国企业，可能这种游戏的确必不可少。人和人关系的疏离毕竟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得以弥合，现在这也成为了有利可图的职业。

法国社会学家Luc Boltanski似乎有着和哈贝马斯一样的断言，他认为在新资本主义的创意产业下，一切原来无法被贩卖的东西在一定的创意商业模式下都可以转换为商品，获得盈利。他称之为本真性（authenticity）的丧失。当人和人的关系都被安置在平等交换的商业逻辑下，当工业化导致人和人之间的疏离，那么传统的人情可能就弥足珍贵，似乎只要运用得力，一种貌似人情的温暖就可以被贩卖，变为商品。如同弗洛伊德所言：“被压抑者的回归”，只有找到被压抑的情感和欲望，并以一种合适的方式去释放它，那么就可以得到商业上的成功，这就是所谓的力比多经济。但不要忘记，弗洛伊德还说，被压抑者的回归永远是“被扭曲了的”。今年突然风靡在全国的网络直播，让每个不知名的路人突然从被动变为主动，获得成为明星和被人关注的幻觉。他们勇于把自己“本真的虚假”曝光出来。从唱歌、跳舞、聊天、打游戏、化妆、购物到吃饭、睡觉，甚至是自虐，总之一切东西都在直播中被展示。它呈现了一种“本真性”的通货膨胀，一种“无聊”体验的病毒性传染。红包发不停、打赏无上限的年代如此梦幻，一切皆有可能转变为触手可及的资产。每位参与者都是知情者、同谋，又是伪装者；他们千奇百怪，瞬息万变，既在表演又展露本色，在消费也在被消费。那么我的问题是，直播是否在创造就业呢？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物质化产品，但它正在以“关注”为核心进行另一次的财富再分配。在这样的文化性虚拟中我们又可以做一些什么呢？正如Mann所言，只要抱有对人类创意的信心，那么资本主义在虚拟人生中可以继续开花结果，制造出无数的潜在需求。这会是真的吗？

▲ 《骇客帝国》

即使以上的这些假设都效果甚微，多少我们还有VR（虚拟现实）。《骇客帝国》中从那个由计算机“母体”（Matrix）所创造出来的虚幻世界正在一步一步临近，可能这就是失业率的终极杀手，让每个人都幸福快乐地在“美丽新世界”中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关于作者

▲ 艺术家，艺术评论家姜俊

姜俊，艺术家，艺术评论家，毕业于明斯特艺术学院（Kunstakademie Münster），获得Prof. Aernout Mik的大师生称号。现在师从高士明、朱青生，在中国美术学院和北京大学从事图像学和展示文化研究学的博士研究。研究方向：当代艺术中的公共在地性。当代艺术调查局发起人。2015年，参加德国北威州《中国8》（China 8）群展。生活工作于杭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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