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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又到一年高考时。最近,新星出版社推出么其璋、么其琮等编《民国老试卷》,收入民国时期各大学各学科入学试卷三百余套,通过大学招生考试试题这一特殊文献类型,展现民国教育和社会风貌。今昔对比,从另一种角度看待“高考”。

6月5日,北京涵芬楼书店二层举办了“回到民国,你还能考上大学吗?——《民国老试卷》新书分享会”,出版社邀请到民国高考亲历者乐黛云、著名学者雷颐与马勇,一起畅聊民国“高考”那些事儿。澎湃新闻摘录整理了乐黛云先生的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今年85岁高龄的乐黛云

谈起高考,本身我心里是很纠结的。每到这个时候,因为家里有很多亲戚朋友的孩子参加高考,总是替他们着急,看他们非常痛苦地挣扎,常常是被考题、试卷所控制,这一段生活是非常紧张的。

回忆起来,当时我们考试没有那么紧张。我是贵州中学毕业的,1948年参加高考,很偏远的山区。那时候高考不是统一的,各个学校有自己的高考。在贵阳根本就没有考区,什么学校都考不了,只能考贵州大学,如果想上外面大学就必须到重庆考。

抗战时期重庆曾经是首都,也是文化中心,只有那里有考区,所以好多大学在重庆设有自己的考点。所以我从贵阳到重庆去考,从贵阳到重庆的山路是非常困难的,路上都有72拐、吊尸台,走山路很可怕。那时候家里没有钱,我父亲是教英文的中学教师,所以我很喜欢外国文学,就是想考外语系,英语也还可以,比一般的同学好一点,所以我报的都是外语系。

我报的几个学校都是单独考的,首先报的是北京大学,我就是想上北京大学,别的不想上,可还是得有一个后备,万一考不上北大呢?后备选的就是中央大学,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因为家里没有钱,上学很困难,所以我父亲就说你要报一个不花钱的学校。不花钱的有两个学校,一个是北京师范大学,另外一个是国民党主办的中央政治大学。所以我又报了这么几个学校,我总共报了五个大学,可我的首选是北京大学,因为我对当时的统治非常不满意,一心一意要到北京闹革命,所以别的大学都是陪衬。

考试的时候考题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学校都是不一样的考题。像中央政治大学,就有很多关于政治的题目,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公民课,告诉你怎么做一个公民,要遵守哪些法律?有哪些规则?有哪些公民基本的处事原则?这个公民课,既告诉你政治、法律的需要,也告诉你怎么做一个好人,怎么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所以我觉得公民课本身没有什么可非议的。当然这门课受政局的影响,讲的都是国民党的道理,批评共产党,意识形态变得非常强,可是那时候你非得考不可,非得学习不可。

我报的几个大学中,除了中央政治大学比较重视公民课以外,别的像北大、北师大都不考公民课,所以我觉得北大的考题是最开放的。因为我考的是英语系,别的我都忘记了,大概是1948年考的。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北大英语系的作文考题,有一个题目叫做《小雨》,就是下着小雨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你怎么看待小雨?在心里面有什么感受?看着小雨发挥想象,我觉得那个题目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做了一篇很得意的小文章。

还有一点古文的题目,我记得很清楚,答错了古文题,回去还很紧张。有一题目是“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意思是如果你不守信、不诚实的话,就不可以做医生,做医生一定是要非常诚实,什么病就是什么病,而且按照你认为应该开的药去开。不知道是哪本古书里面的一句话,我当时就没有搞清楚这个“巫医”是讲一般的医学,所以那个题目答得不好。

还有一个题目是“一蹴而就”,大家知道那个“蹴”,我不认识这个字,不知道这个“蹴”的意思是什么,也不会念,所以我这两个题目都没有答,别的都很满意,特别是那篇作文我很得意,觉得很能发挥我自己的特点。

后来我的命运也就因为这个作文题而改变了,那时候判卷子的人是沈从文先生,他看了我这篇《小雨》,觉得这个人是才诗并貌,很不错的一篇文章,不应该学外语,应该学中文,充分发挥她写作方面的才能。结果他给我写了一封信,问我愿意不愿意转到中文系。沈从文亲自写信使我受宠若惊,我说那太好了,我很愿意到中文系,其实我还是喜欢外语系,可是那时候虚荣心就觉得,沈从文都亲自来问你了,你还不去。我说我去,后来就转到中文系了。可见当时的录取是非常自由的。

青年沈从文

这决定了我一辈子的命运,如果是念西语系的话,我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翻译,可以做外国文学研究者。可是到了中文系以后呢?马上参与到共产党领导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我1948年录取到北大中文系,当年就加入共产党的地下党,参加了很多地下活动,比如校对解放初期的出版物,北大旁边就是北大出版社,我们是半夜起来校对一些刊物,而且还接受了任务去调查哪些是非常重大的古迹,围城的时候不应该炮轰它们,那是1948年,很紧张。所以这样我的命运完全不一样了,不是关起门来做学问、做翻译的平平稳稳的生活,而是投入到一个风暴里面去了。

后来到了1957年,不到10年,我就被打成“右派”。我们那时候办一个自己的同仁刊物,名字有点狂,叫做《当代英雄》,因为我是支部书记,这个刊物是在我的领导下面办起来的,我就是头目,头目就是“极右派”,这就不得了,批判你是“当代英雄”,是哪一家的英雄?你是什么英雄?所以我就因为这么一件事,当了20年的“极右派”,下到农村改造。

我生命中那20年最好的黄金时代,都是跟老百姓在一起,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收获。因为我从小在知识分子家庭,不懂得农民,不懂得生活,可是这20年的劳动和老百姓在一起我受益很大,感觉到中国老百姓非常朴实,一心要好而不是追求名利的观念对我影响很深,那时候是“朝为座上客,暮为阶下囚”,以前是支部书记,排得很高,还学习模范什么的,但一下子就变成了“阶下囚”。

我们今天看民国的考试卷,可以看到当时对考生的要求跟今天是很不相同的。今天我觉得出题是很大的问题,那时候出国文题,就是主讲的国文老师出题,就按照他的想法。而今天出题是出题组,到了快出题的时候,把几十个人关到豪华酒店里面,离开北京很远,谁都找不着,家人也不知道,后来一问是出题去了,谁也不允许告诉,因为怕走题。

出语文题的好多都是我们的学生,他们出完题回来以后说,虽然享受最好的房子、最好的饭菜,可是大家都很不高兴,因为他们觉得很憋屈,他们想出一道题,又说不能出这道题,必须要怎么出,最后不同意又要讨论,结果几个题目大家来回讨论十几遍,关起来得十来天,所以大家最不愿意出题。

今天我们回顾民国的考试题目,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当然也不能说那时候的题目出得多么好,教育比现在是多么好,我不这么想,可至少是一个参照,我们可以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我们今天毛病在哪儿?可以做一个反思。

(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