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一画千载 两世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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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 作者:陈荣钢2016-04-15 09:37

现代游乐园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人类驯服电力之后,各种现代机械的出现成为可能。1861年发明的旋转木马,1865年出现的过山车和1893年建造的摩天轮,成为现代游乐园最炫人耳目的所在。

从源流上说,主题公园和游乐场都脱胎于欧洲传统中的三种文化现象。第一种文化现象是始于中世纪的周期性集市(fair),后来则出现欢乐园(pleasure garden)。和集市不同,欢乐园纯粹为公众休闲娱乐所建。除了基础的娱乐设施外,不少欢乐园会推出不同的特色项目,如观光温室、动物园、兽栏、音乐厅等。欢乐园出现的高峰在18至19世纪的伦敦,时值工业革命早期,也是资本主义和市民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

不过,驱使当代主题公园出现的,是第三种文化源流:世博会(world fair)。

乍看起来,世博会和主题公园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一个陈列着当世惊人的发明创造,另一个只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去处,似乎并无可比性。然而,对比研究世博会和主题公园后发现,它们不仅在空间结构上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而且表象背后牵连的社会心理更将我们带到广阔的视野下——一幅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世界生活图景跃然眼前——那里充满了对世界的打望、对资本的狂热、对理性和科技的痴迷,还有对帝国主义的留念。

幻想和幻灭:芝加哥世博会与白城火灾

芝加哥曾一度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缩影。19世纪下半叶的芝加哥在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巨大张力中度过,而1871年的一场大火将积蓄已久的力量释放了出来。大火持续燃烧了三天。火苗从一处粮仓燃起,烧过九平方公里的芝加哥,造成三百余人丧生,十多万人无家可归。随后,芝加哥在艰难的重建中度过了22年,直到1893年,芝加哥成功举办了世博会。为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400周年,因此此次世博会又称哥伦布纪念博览会(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这次盛会一方面消耗并展示着帝国的全球贸易所得,另一方面也为刚从大火中复苏的芝加哥提振信心。

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名为白城(White City)的主题公园,它是二十世纪陆续出现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的白城主题公园和月神公园(Luna Park)的前身。用今天人们对主题公园见怪不怪的眼光回望一个世纪以前的人们,或许会令人感到诧异。令我们感兴趣的不仅有那时的人们争先恐后尝试大型摩天轮(最早的摩天轮即出现在白城,由美国人费里斯设计,目的是与巴黎铁塔媲美)、过山车、激流勇进等娱乐项目的好奇,还有对科技的惊叹,对“万国朝觐”的幻想的驻足。选择将白城建在世博园中不是偶然,二者形成互文关系,协同共生,为一种亟需被阐释的现代性假定作注脚。这些由混凝土浇筑而成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有其独特的象征内涵,它们同世博会上的其它展品一样,需要被展览和观看。

电影观众想必对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致命魔术》(2006)中的这一幕记忆犹新,其中用超现实主义的魔幻场景夸张地再现了一百多年前的人们第一次在博览会上亲见交流电的魔力。正如参观芝加哥世博会的人们,见识了前沿的科技成果,也见识了彼此的好奇心和对新事物的天性。人人心中都写满对新能源,尤其是电能的狂热崇拜。当人们来到白城,两种矛盾将他们和白城联系在了一起。一方面,白城是一项浪漫而理想的乌托邦实验。白城诞生于西方社会现代主义早期,是商业和媒体发达的表征。然而,白城周遭被重污染工厂和赤贫居民区围绕,与石膏仿制的罗马大理石雕塑所象征的光洁和古典荣光形成鲜明对照。另一方面,这里陈列着旧式帝国主义殖民过程的贸易成果,而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共谋使理性与技术的信徒坚定了踏上世界其它版图的又一次征程。由此可见,像白城一样的早期主题公园被置于对永恒的幻想和技术的魔法化的双重伪装中。

略带讽刺意味的是,用于展示芝加哥重建成就的白城,却在1894年7月的一场大火中付之一炬。白城大火引来了和它平时一样多的参观者。白城的火灾具有象征意味,  而白城的覆灭也常被作为19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转喻被后人谈起。覆灭的白城如同运用修辞术的现代主义艺术品,与它自诞生之日起存在的种种矛盾遥相呼应。 

除了火灾,白城的设计者一定想到,石膏仿制的大理石雕塑长久不了。不比大理石的持久性,这些石膏仿制品短时间内就会瓦解。于是,世博会和白城成为了一种通过永恒性的伪装来展示永恒性的临时场所。这组矛盾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临时性暗含了新颖事物源源不断出现的可能性,随时准备破旧立新才能在不稳定状态中寻找更具吸引力、更有效率的吸引物。因此,白城满足着全球化语境下的消费主义信条。它也有别于传统集市,但更接近于后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大型主题公园。即使后来者被卷入不同历史时期的风尚、政策与商业话语,白城依然是二十世纪诸多主题公园的启迪者和标杆。

市民围观白城大火。(图片来源:网络)

烧毁前的白城(1893,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白城明信片,图中的娱乐项目是激流勇进(图片来源,urban-history.org)

爱国主义的遗产:康尼岛的衰落与迪士尼乐园的诞生

到了十九世纪晚期,游乐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895年,海狮公园(Sea Lion Park)在康尼岛开业,这是全球第一家需要单独购票进场的主题公园。也就是说,不仅乘坐海狮公园的游乐设施需要购票,连进入公园地界也需要门票了。此举在主题公园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意味着经营者对主题公园的认识发生了改变,而且标志着一种美国式的新兴大众文化和消费形式被明确确立起来。

当城市居民有了更多闲钱和时间,主题公园便满足了这部分人的消费需求,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康尼岛(Coney Island)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中,摇身一变成为美国的娱乐休闲胜地。它和其他主题公园,如越野障碍赛马公园(Steeplechase Park)和梦想世界(Dreamland)与海狮公园一道,预示着现代消费文化的到来。

然而,20世纪初,“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相继重创了美国经济,消费环境大不如从前。以康尼岛上的主题公园为代表的美国娱乐消费场所一蹶不振,许多主题公园无法经营下去,只能关门。经营状况最好的越野障碍赛马公园尽管度过了经济的寒冬,却没能在战后新形势下完成转型,终于在1964年停业。

战后的美国逐步进入后工业时代,一方面面临“冷战”的国际形势压力,另一方面国内产业结构也亟待调整。就在此时,迪士尼乐园不期而至。1955年,华特·迪士尼(Walt Disney)创办的全球第一家迪士尼乐园在美国加州阿纳海姆市开业。据说,华特·迪士尼受到了同在加州的格里菲斯公园(Griffith Park)启发,想以迪士尼的文化资本建造一座多功能主题公园。不过据埃里克·拉尔森(Erik Larson)在其畅销书《白城的魔鬼》(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2003)中记载,华特·迪士尼也许受到了父亲埃利亚斯·迪士尼(Elias Disney)的影响,后者曾在前文提到的白城当过建筑工人。

阿纳海姆的迪士尼公园开张后,为了立稳脚跟,需要在“米奇和米妮”之外开发更持久、更具象征意义的美国文化遗产。华特·迪士尼首先想到了爱国主义。乐园开业第二年(1956年),“自由街”(Liberty Street)项目开启。“自由街”位于八个主题世界之一的“美国小镇大街”(Main Street U.S.A.)一端,故事发生在独立战争时期,那里的建筑尽是美国建国初期的风格。最具代表性的是“总统礼堂”(The Hall of Presidents),展示着三十四位美国总统。除了“总统礼堂”,还有“《独立宣言》礼堂”,如当时宣传册所言:“我们呈现给观众的不仅是一场秀,更是一次鲜活的体验。……那里再现着《独立宣言》的制定、签署和发表。”与此同时,“自由街”与园区内诸如“探险世界”(Adventureland)和“明日世界”(Tomorrowland)的其它主题世界遥相呼应,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书写着美国史和美国精神。

自由街(图片来源:网络)

这是文化资本与商业策略联盟的第一个阶段。显然,华特·迪士尼将美国式的爱国主义遗产阐释得火候正好,既客观上迎合了美国政府的“冷战”政策,又使市民在各主题世界的小商店一进一出的购物体验中完成了“爱国主义教育”。不仅如此,他还努力将爱国主义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消费文化和自由贸易联系在一起。在当时的一则纪念品商店广告上有这样一段话:“迪士尼乐园……梦想实现之地……幸福的所在。……每一件商品都出自我们美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匠人之手……。”这则广告不仅把参观者的消费欲望与个人梦想和幸福联系在了一起,而且已然学会将社会化大生产的产品包装成更具怀旧气质和民族情怀的手工艺品。而在另一本宣传品上,迪士尼乐园也不怯表达对自由经济的态度:“迪士尼乐园生动地表达了美国的历史遗产和它与自由商业精神的紧密关联,……如今美国商业和工业的增长离不开早年国家奠基者们筚路蓝缕。”

毋庸置疑,在迪士尼乐园诞生以前,“迪士尼”就已经是娱乐产业的帝国。而华特·迪士尼将其野心带到了现实世界,并将现实化的虚拟文化要素同主题公园这一形式有机结合,形成永久性的剧场和嘉年华,时时有节目上演着。迪士尼乐园利用背后无可比拟的社会资源,搭建起一个跨媒体的、全方位的王国。迪士尼文化也超越公园的物理边界,来到日常生活中,塑造着一代人的乐天性格——美联航将迪士尼乐园的图景喷绘在直升机上,北美保险公司更是将迪士尼乐园打进了广告语:“让您的每一天如在迪士尼乐园般无忧无虑……”

文化资本与全球城市:当代主题公园的象征与价值

城市要素对当下主题公园的发展与扩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么说不表明城市在过去不重要;相反,城市曾在主题公园的形成之初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如人口和物资的聚集、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的界定、城市消费文化的出现等等。城市对于当下的特殊意义在于,城市在全球化的推动下越来越成为超越民族国家的存在。我们常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宣传标语,一座全球城市的文化不仅是国家的,更是世界的。在更快速、便捷的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引领下,世界各大城市的主流生活方式都在商业和传媒的宰制之下趋于雷同。城市内部文化现象异质化的同时,主流城市居民却大多在一个更普遍的层面上生活在一种虚假的文化多样性表象之下。因而,城市一边汇集着各路资本和劳动人口,一边亟待建立象征性的文化价值和身份认同。

以今年6月即将开业的上海迪士尼乐园为例,全球最高、最大的迪士尼城堡不仅将成为乐园的地标性建筑,也将成为上海的新地标之一。这是可预见的。当然,这是当代主题公园的特征之一——建造文化化的城市景观,使其成为城市名片,并在国际舞台上立足,反过来也增强城市居民的认同感。毫无疑问,包括迪士尼乐园在内的整个迪士尼度假区是商业与文化资本的强力结合,其象征地位表现在现实和虚构两个相互渗透的层面。一方面,与迪士尼相关的文化产品为其提供“软实力”支持,美国式英雄主义与冒险精神被伪装成具有普遍性的童话故事以梦幻的方式来到现实中,光顾工薪阶层的寻常生活;另一方面,赋予迪士尼乐园象征意义的还有游客和当地人、建筑商和投资者,他们的互动关系令川沙新镇在上海的大都会版图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果说早年间的迪士尼乐园是作为文化资本的爱国主义遗产与消费主义的集中表现,现在的迪士尼乐园则是资本全球化的一部分。当巴黎、东京、香港和上海兴建迪士尼乐园的时候,大张旗鼓地宣传爱国主义已不切实际。在跨国公司时代,不可能让华特·迪士尼公司单独运营所有全球范围内的主题公园而不与当地公司合作。事实上,当初的爱国主义只是面对商业策略时找到的解决方案,因为当文化转变为文化资本后,它的范畴已经发生了偏移。此时爱国主义可以被替换为其它内容,以迎合局势的变化。而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类似的“文化软实力”将更具渗透性,甚至化身为自我延续的(self-perpetuating)社会性存在。

回到迪士尼乐园诞生之初的年代审视当下会发现许多有意思的现象。迪士尼乐园崛起的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正值美国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主题公园发展的关键时期。除了迪士尼乐园,另外两座至今仍闻名于世的主题公园好莱坞环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s Hollywood,1964年开业)和奥兰多海洋世界(SeaWorld Orlando,1973年开业)也诞生于这一年代。这些主题公园以远超个人想象的商业体量运作着,可谓娱乐产业的庞然巨物。在其它国家主题公园式微的二十一世纪,来自美国的主题公园依旧能吸引全世界的目光,甚至成为美国消费主义的代名词。正如2001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两周后发表公共演说,希望藉此缓和市民对经济和消费前景的担忧。但美国政府似乎更希望美国人民自己行动起来:“飞往美国那些可爱的景点去玩一玩吧!带着你的家人,去迪士尼乐园和佛罗里达享受生活去吧,这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