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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亭”的联展,到今年将要正式见面的电影《蜻蜓之眼》,徐冰的破界艺术实验一直没有停止。上周,在他位于北京的工作室内,这位早已享誉国际的艺术家接受了来自《21实际经济报道》的联展。

《21世纪》:为什么想到《蜻蜓之眼》的主意?

徐冰:从人类的工具和文明形态的变化,看到与文明有关的现象和文艺作品——在某次突然间看到监控录像的偶然瞬间,我有了这个灵感。再加上一些其他因素,我才开始决定让这个想法付诸实现的。这是首部没有任何摄影师和演员的剧情长片,但是我们的“摄影师”却遍布全国各地,24小时都在帮我们拍摄。这些看似毫无关联,却又如此有着必然关联的影像碎片,涉及一个很当代的命题——这些碎片的关联性到底在哪里,是如何构成的。听上去这好像是量子物理学的命题。但这些监控影像可以告诉人们原来世界是这么存在的,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散点透视”法。

《21世纪》:如何界定这部作品,你认为其吸引力在什么地方?

徐冰:这个作品对人的吸引力不在于用光精度、色彩、宏大叙事等电影要素,而是别的吸引力。有时我们看纪录片,颗粒就是很粗的,那是因为历史造成的,反倒产生了另一种魅力。关键是,制作电影时,是否有足够的内容来提供给观众。我相信,我们所找到的这种语言有足够特别的信息来抓住观众。这个影片无法界定,并归于某个类型。现在的电影是类型化的,在培养着类型化的观众的品味,越符合这个品味的电影酒越有票房——这已经成为非常套路化的东西。我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拍大片,我们做的是一个最低成本的电影,也许是从未有过的类型。

《21世纪》:包括《地书》在内的作品,你为什么都选择公共渠道的素材?

徐冰:《地书》所有符号都不是我们设计的,都是收集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符号都是被使用过的,被公开化的,而且是被证明是有效的,有约定俗成的性质。我们只做整理,而不做编造,你自己创造一个符号,别人就不认识,因为是私人化的。

《21世纪》:这样的选材可以让作品变得更有趣?

徐冰:做艺术必须要好玩,我不喜欢耸人听闻的艺术,吓人的、居高临下的艺术,我喜欢有亲和力的。真正内在的价值是通过别人进入后而从中获取的启示;最后发现,原来这么亲和的东西,并不是简单的、一般化的东西。我的作品都带有这种性质,一定是和人类文明过程中,或者文化情感中的某些遗留的东西具有相关性。

《21世纪》:什么是居高临下的艺术?

徐冰:居高临下的艺术就是别人看也看不懂的,自以为是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