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一画千载 两世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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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楚、何勇、窦唯。本文照片均出自高原摄影集《把青春唱完》。

最近何勇伤人一事有点糟心。很多人飞扬过的青春在暗地里破败,面上还能维持齐全;而他们这些在同时代人里特殊的一部分人年轻时候飞得特别高,一旦跌下来,也就特别惨。

何勇的圈内朋友劝过他,“干脆过一个人的生活,安定,远离社会、喧嚣、名利场,只要有口饭吃。”但是很难。没有点精神病的人是很难玩好摇滚的,有了精神病又不是能玩好摇滚的保证。如果不幸又有精神病又玩不好音乐了,这种社会新闻后面的苦难非经历过难以体会。

1992年梦回唐朝MTV。

想到不久前高原新出的摄影集《把青春唱完》。即使你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狭小的中国摇滚圈一无所知,对整个八十年代浪漫而激进的社会氛围从未浸淫,看这本书大概也会被打动。仅仅看完书也需要时间抽离,更何况书中的人物们。

书里的文字简短克制,不臧仳不八卦,只有一点伤怀和十分怀念。诚实的镜头是不会骗人的,书里面高原爱谁喜欢谁看得清清楚楚,来来去去即使只有一个名字的人物也很有故事的样子,只是很多人隐出了这个圈子,甚至隐出了这个世界。

共同的特征是:大家都是一副没有明天的样子,原因各不相同。有想了太多没有答案的,也有干脆什么都不去想的,但是都热爱音乐,以及音乐和这个乌托邦小圈子带来的一切。一张张黑白图像里他们不是在做音乐就是在聚众玩耍,和镜头的关系亲密又坦然,好像《八十年代的中学生》里的少年们,且并没有比后者另类叛逆多少。

1994年8月1日,儿童剧场,《中国火》。

高原,当年摇滚圈子里备受宠爱的骄傲公主,英气而美,学摄影,持相机的时候没有机心,只是想记下当下的人事。她爱窦唯,一笔糊涂账地从王菲手里“抢”过窦唯,在一起数年后又离婚,直到窦唯在上海演出时候情绪失控怒骂她把孩子带走太残忍,才算是在大众面前为这段感情画上一个大写感叹号般的结尾。

从此高原退出这个圈子,“再也不看文艺电影了,专心赚钱养女儿。”

多年来高原一直小心地保护隐私,把自己隐去,才能在深夜痛哭、巨大的失落,以及友人们相继离去的打击后仍强健地走到现在。

她的书里没有八卦,只有她的朋友们。因为在场,即使“我们当时只是傻玩儿,傻乐,每天都是,谁也没多想什么,即使想也不会去想以后会多惨”,也在下意识的敏感驱使下频频按下快门。

成书的原因是有一天晚上高原又点开大家写给张炬(“唐朝乐队”创始人之一,1995年因车祸去世)的那首《礼物》:“梦还剩一个,你先做了再说,别等天亮后,大家脸色都那么的遗憾,又不好抱怨…….”她就想:出本书吧,仅仅为了那些再也不能重来的岁月,我们一起活过的岁月。

1993年,窦唯。

她说自己20岁的时候不迷茫,迷茫是40岁时候开始的。“走过那么多的路,一直在寻找答案。可太多的事没有答案。”

其实有答案,至少有一部分答案,就在书里。

这本书至少给出了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当年的摇滚人后来都那么不快乐。

盛志民的《再见,乌托邦》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都那么惨,竟然不是想象中开凯迪拉克戴大钻戒有很多小弟的样子?

1994香港红磡演出前的窦唯。

是因为以魔岩为代表的资本突然介入而他们尚未准备好,台湾公司只签主唱不签乐队对整个生态的破坏,以及此后各人口中的“合约矛盾”(据说分成极不合理,给音乐人几乎没有分成和红利,是按照北京平均工资水平开的固定收入)最终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还是因为1992年“南巡”过后掀起“全民下海”浪潮,一群大孩子的叛逆玩物音乐突然成为具有市场属性的商品,唱片工业的沟渠又曲折复杂,等他们好不容易摸清一点,又迎头撞到唱片工业的大衰退?无论和张培仁的“魔岩”有多大的恩怨,当年答应“回去赚三年钱,三年后再回来”的“魔岩”自身难保最终石沉大海。连航空母舰“滚石”都差点沉船,“大陆小舢板”们自然难以为继。

在九十年代的这十年间,他们被抛到浪尖又随退潮被席卷。高原的照片里有很多摇滚人在全国的“走穴”生涯。他们被卷到一个尴尬的境地,开始自生自灭。但他们又和在这个十年里在全国各地蛰伏,坐着火车到处流浪,在后一个十年成为中国独立音乐中坚力量的音乐人不同。前者经历过高潮,本身又多是京城的世家小孩,开眼最早亦最具优越感,现实的落差要接受很难。后者却是完全草根,从土里和人群里汲取养分,后来生出土摇和诗意的民谣,又刚好躲过唱片工业的崩溃,直接从酒吧一场场唱到了现在,成为以演出为主体的音乐市场的胜者。

这是外因。《把青春唱完》给我们的答案却和照片一样感性。

何勇:“我们的生活可能不完美,但是为什么要有艺术的存在,就是我们可以创造一些完美的事情,比如创造一首完美的歌。可能在这个完美里面,包括质量,还有一些文化的东西,符合时代、符合这个社会呼吸的东西。”

张楚:“活在那种纯粹中,或者认为那种纯粹可以指导自己。相比较来说,在这个时代好像在建立自己的个性,相对来说还挺质朴的,所以不会有那么强烈的、认为(自己)跟社会有那么大的反差。就个人性格来说,我们都不是擅长于去担当一种社会责任的人,可能我们都会是喜欢一种个人责任的人,去完善自己的梦想、完善精神上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认为在这个上面使我们进入了很多我们不太想进入的世界。”

高原:“我觉得活着就应该自由,身体上、精神上都应该自由,别禁锢它。”

张永光:“每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但一下台回到房间就感到孤独。可能是因为在台上投入太深、消耗太多的缘故吧。”

1994年“红磡演唱会”是“魔岩三杰”的顶峰。何勇回忆演出完之后“人基本上就废了,就是累,精神塌下来了。有点太投入了吧,而且歌又特狠,不用元气不行的那种。”

高原是他们的一员,所以她的视角亦是内向的。当完美、纯粹不再存在,当无所事事和朋友们消磨时间,兴致来了一伙人去地铁卖唱,每天像上班一样聚在一起傻玩傻乐不再存在,当积聚的能量一夕间被迅速耗尽,他们的时代戛然而止。

是像金兆钧早在1993年说的“如果中国没有大的变化,老百姓会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先追求钱。追求钱的过程中,人们不会过分的追求精神,而是追求放松和享受”吗?是也不是。

我们当然依然需要批判的声音,但是批判的人早随着自身和社会状况的变化落入尴尬境地。传播方式的变化亦令“大偶像时代”不复存在,振臂一呼万人激越成为过去。

他们的孤独在于,当年一小撮人的觉醒没有最终成为一大群人的觉醒,一个浪头袭来迅速让他们成为不合时宜的人。

写到这里又想到崔健。崔健比他们又老了一辈,硬气,坚持自己要的是什么,但是看起来最近终于也将走下“神坛”。尽管至今他的现场依然撼人,但是早已脱离了语境。至少观众大都是来怀旧的,而不是和他一起呛声这个时代,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也只是当艺术表演来完成一次次的演出。

摇滚乐本来就是拿命去搏的东西,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也只可能昙花一现,老摇滚艺术家的境地本来就是危险的。更何况当你在舞台上疾呼“要让观众听到真正的摇滚乐”,而缺乏与之匹配的表达欲望和能量之时。

所以摇滚未必是一生的事情,可以像窦唯一样继续走,做点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存在过的摇滚真的是有劲的东西,留下的这本《把青春唱完》也实在是烫手的。

1996年10月,北京科技大学,何勇在演唱《垃圾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