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一画千载 两世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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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冰父母的结婚照,摄于重庆。1951年5月

△ 徐冰父母的结婚照,摄于重庆。1951年5月

一直以来我惦记母亲比较多。也是因为自小我就给她找了很多的麻烦。

我出生的时候母亲难产。当时在重庆沙家坝一带,她被抬着担架,奔往一家稍微大点儿的医院。听说幸亏是去了这家大点儿的医院,也幸亏遇上有经验而且镇定的主治医生。最主要的情况是,她在怀我六个月的时候都没查出来是怀孕,后来一个中医大夫给确诊了;此前她因为过度劳动患了“干经痨”病,吃下各种各样的药,自然也影响到我的先天体质,自小我就体弱多病,不怎么招父亲待见。

一岁半的时候,我随母亲迁去北京。那之前我是没有见到过父亲的。

我母亲在上海读教育专业的时候,我父亲在念上海美专。父亲是地下党,母亲是民盟人士,同为浙江籍的革命青年,可能是在什么同乡会上互相认识了。我父亲长得特别精神,头发浓密,额头高,眼睛深。我母亲个子比较高,长得不算好看,但是朴素、自然。我记得他们讲起那时送暗号,骑一辆破自行车,把信塞在自行车的车把的空心里头。白色恐怖时期,上海美专被国民党抄了,父亲正好在外面兼课,回到学校时学校已经不存在了,不能读书,他只好去了重庆西南局。我母亲留在上海,整天哭,也没办法读书,便追随去了重庆,结果相聚不几年父亲又给调去了北京。

母亲家是个有钱的大户人家。据我母亲回忆,家里每周有一天做斋饭,是开放给穷人和街头的流浪汉。我姥姥总穿得很破落的样,按我妈的话说是“跟个要饭似的特别不讲究”。但她对孩子们呢,特别疼爱。我母亲要去上海念书了,她在她衣箱的各个角落塞满了大洋。所以我母亲也是对孩子们特别疼爱、付出特别多的一个人。

母亲家族的人比较长寿。活到八九十的人特别多。从父亲的家谱看,他们则比较短命,大都六七十岁便去世。感觉这种也是有遗传的。

什么都有原因,毛泽东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或者说,什么东西都是有原因的。

父亲的家谱看起来很厉害,从唐朝就有记载,叫“徐氏向南之谱”,而且说这“向南之谱”是本谱的第36代,那么在唐朝还有36代的记载。家谱是有四本,一本是本谱,一本是过去历史皇帝封的那些奖或表彰之类的记载,第三本就是这一本“向南之谱”,第四本是过去的一些诗文集。徐家很大,“文革”的时候,这些家谱都要给烧了,有一个人刚好翻这些书,翻到某一页看见他的名字,于是留下来这一本“向南之谱”,我想他应该是我父亲他们那一辈的某个人。通过这本家谱,我也就零零碎碎的了解一些祖上的故事。

简单说有一个叫徐诺的,最早在紫光阁里头干事,朝里内乱,他害怕,于是告病归田,去了天台山,买地修庙,这家谱里都有记载。从朝里出来的徐氏算是家道破落,此后的20多代无具体记载,只有某某娶某某氏的记录,女的都没有名字。但这中间有一两代人特别勤俭持家,慢慢攒了点儿钱,儿子也是这性格,也攒钱,开始去读书,然后又有那么一两代人书读得挺好,比如有一个人他有六个儿子,全中了科举,但他没让儿子们去当官,而将他们两个一起两个一起安置在浙江沿海区域成家立业,繁衍生息。每隔七十五里地放两个,两个一起是为了有照应。然后这个人骑马巡看他们过得如何。又因居住海边,必须防海盗,他们开始练武,渐渐越练越好。有一代人是特别健壮,臂力过人,可能跟几代人练下来的基因遗传有关系。当时的科举有文举和武举,徐家参加武举,中了武进士,最擅长大刀,就像年画里的关公大刀。据说祖上的大院后头一排全是搁兵器的,中间那个屋子就横一把大刀,这大刀一直遗留到1958年大炼钢铁,给奉献了。

话说这徐家武进士,大刀练得再好也只是第四名。因为最后一级考试内容,是将老虎从笼子里放出来,你得赤手空拳把老虎再轰回笼子里。实际上前三名都是有特异功能的,通过发意念或什么,让老虎失去了一种兽性,这是最高一级的考核,但徐氏在海边儿呢,没见过老虎,根本找不到办法轰。

昨天我在北京的郊区上课。

有一个叫张力的老师,是中国教育研究的专家,我初听到他的声音时觉得很年轻,也有点儿耳熟——因为他的声音比较特别。中途休息,他走来拍拍我: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张力呀,你父亲是老书记啊!我就一下想起来——他那会儿常去我们家,他喜欢画画,是系里的团委书记,很有朝气的一个人,我父亲对他特别好。

课我印象很深。也很自然的,很是思念起我父亲。

父亲在北大历史系当党委书记,做了很多年的行政工作。他是一个性格特别温和的人。今天的我会想,父亲在北大那么复杂、知识分子成堆的一种政治环境里,对他来说确实不是他能胜任的。

张力一直说我父亲对学生如何的好,如何的特别善意,一下让我感觉到当时我们在北大中关园的那个家的情景,和家里特有的一种温度。那真是我们家最好的时光。哥哥、弟弟、妹妹、我都在上大学,因为1978年我们都一起考上了,平时住校,到周末就回家来。有时碰上他的学生们来串门。父亲本身是学画的,特别多才多艺,房间的墙上挂着洋笛,他会吹拉弹唱和书法,还会滑冰、游泳、钓鱼。记得我们出去玩,他随手摘一些树叶,就给我们做出很有意思的东西。

父亲后来退休在家种了很多花草,什么植物都有,整个院子弄得像植物园,我们每个周末的任务就是端水,每个孩子得端上十盆。我记得有一天,一个老人在我家院子边上看了好长时间,我跟父亲说,父亲去问,原来那老先生是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他说我家的喇叭花开得特别大,很稀有,他判断是法国的一种喇叭花种,向我父亲求证。我父亲养护花草是这番尽心。记得他生病期间,我们去医院看望,到走的时候他就会念叨,什么花要浇水了,什么草要搁在窗户边,或者转个方向。其实当时的他已经处在病危的状况。

我们兄妹五个,我在中间。父亲对我特别严。因为他老觉得我散漫、体弱多病,还特别敏感,不像那时提倡的工人阶级革命后代的那种朝气蓬勃、人晒得黑黑的样儿。我想他对我唯一满意的地方就是我画画。

在去纽约以前我是有机会出国的,我没去,主要因为我父亲不太愿意我出去。

那时我在中央美院学习顾原的这一套,从生活中提取出艺术的形式。其实那时候我做得不错,父亲对我很满意,因为他是很朴素的一种艺术态度。美院的传统是延安的,技术上是19世纪的,后来我有机会出国,父亲不赞同,他认为我这个创作的路子,深入生活表现生活,和西方这套不一样,认为我适合在中国发展。最后我还去问了顾原,因为我刻的很多反映生活的小木刻受到他表扬,所以也敢去问他,他回了我一句说,徐冰的路子适合在中国发展。我听了这话很受鼓舞。就是感觉,原来我还有我发展的一个路数似的。那时我也比较理想主义,觉得中国应该迎来现代版画的阶段,我应该在中国做这个事。那就决定不出去了,但也想,如果做不了这个事才出去。

《天书》就是在那个时候做的。我刻那个东西把手刻得特别疼,父亲知道了,他说,徐冰你刻这个东西呢,不要太执着,一定要刻到什么程度,还说你这个手要是怎样,是划不来的。他其实以前是不大管理家里的事的,去世之前他对家里的人特别好,也因为家里人比较孝顺,你母亲又特别的庇护孩子,特别的爱护他,真是尽各种力量的爱护他。

父亲在肺癌晚期,治疗了七个月。但他是生命力很强的一个人,好几次病危又回来,那些护士说这个徐老师生命力太强了,还都能挺过来。我想这是跟他的祖上习武有关系。

在“文革”以后我随他回过一次老家,那会儿我刚上美院,他也还在职。浙江因为开放早,老家温岭县请了外面温岭籍的人回乡作客,请了父亲和我。那时没车的,可能围海造田,都是挑着扁担走路,老远隔着稻田地,我父亲往前一指,说那就是我们家。我疑惑那怎么是?因为远远看去那是一片竹林,很大一片竹林。我没怎么问,一直跟他走到一个四四方方的大院子,外边有两道河,就像护城河一样紧挨着这院子。河往里面就长满了竹子。

院子的门是用石头垒起来的,上边有块石匾一样的东西,刻着三个字:进士第。记得父亲和我说它的意思是,徐家什么也没有,祖上留下来的就是这么一个精神上的东西。后来有一次我回温岭,看到那个东西倒了,但是字的漆还很显眼。因为有一个老人家,也是徐家后代,他每年都用红漆去描一遍那三个字。

院子里还有三个大石锁,实际上就是武进士练武用的,三个大石锁一个比一个大,最大的一个很少有人能拿动。后来经历运动,倒下来两个,就被人们拿去搓衣服用。

回忆祖上的事情,使得我跟父亲好像亲近一点儿了。此前一直有一种隔的感觉。彼此都不表达,我尤其内向。回老家这趟,我也尽可能的照顾他,尽一些孝道,后来他也跟家里人表示,说这次徐冰怎样怎样,意思是我好像特别孝顺。

1989年底,我父亲去世。我知道他直到临终前还在懊悔这事,“我如果当时去了四川省立艺专(四川美院前身),至少我现在也可以出一本画册。”他有一个理想是想当艺术家。

1990年我去了纽约。

母亲身上有很多女性优秀的东西,永远是呵护着一家,往前走。

她从重庆调到北京后,被安排到北大附小当校长。但没去。后来在图书馆做教学秘书。这个家的人都有点儿惰性。她是北大最老的秘书,退休前和退休后挺长一段时间,她是给新来的秘书讲课。

我最幸福的时期是在幼儿园。每天早上工友推一个三轮车,有一个罩,像个小房子似的,里头放好几个小椅子,坐两排,每天早上来接我们去幼儿园,其实幼儿园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用三轮车来拉。

当时母亲将她的一个表妹,叫杨湘菱,从老家叫来带我。母亲还安排她上夜校,她也在这里学习,后来在这里成家,我印象挺深的。可能我对别人的依赖性特别强,比如说杨湘菱已经带了我几个月,我开始上幼儿园,但是老是找她,找不到我就哭,哭得不行了;所以我刚上幼儿园的好几个月,她就拿着小板凳坐在幼儿园外头,如果我们进了屋子呢她就呆在窗户下边,我还老得看着她的头,担心在不在。中午我们睡午觉,她就赶紧跑回去吃饭,但要我们睡醒之前赶紧赶回来。甭管外头多晒多冷她都得在外头待着。那时候我从照片里看特别胖。还记得当时外头正有一种流行病,不让出幼儿园,父母就带着水果糖,穿着黑棉大衣来看我。他们看我特别胖,胖得跟棉球似的,很高兴,给我糖,我拿着糖就赶紧跑了。

再稍微大一点儿,就是三年困难时期。我母亲不太会持家,她把所有的钱、粮票都交给阿姨,后来有一个阿姨谈恋爱,就把我们很多粮食都拿给她男朋友了,因为那时候粮食本来就很有限,我们本来就少,又扣除了很多的情况下,我身体一下变得特别不好。好像是隔一段时间就整天发烧,发烧就得在家躺着,然后每天去北大校医院打针。每天等着母亲来接我去打针。在床上躺着,那时候也没什么书可看,就是躺着,等下午的光线慢慢暗下来。那时候我还有扁桃腺炎,个子也不高,后来说还是得把扁桃腺给割了。我印象很深是我母亲跟很多人讨论怎么办,因为听说割了以后会对性好像有影响,我也不知道。但没办法,因为老发烧,有炎症,总好不了。在北医三院,我总记得我等着母亲拿冰棍来的时光,因为割了扁桃腺得吃凉的,她每天一下班就买两根冰棍,赶紧骑车过来。我那时候就是站在窗户边等她,也没有书,纯粹是一种很简单的生活,比如你整天期待她,等她把冰棍拿来。

母亲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

文革的时候,红卫兵来抄家。我们那个院子,住的都是很有意思的人。比如来抄我们家,我们就跑到另外一个人的家。等到抄那一家,我们这些孩子就都跑到我们家。当时我们是极为害怕的,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回我正好跟我父亲吃着饭,桌子上有一瓶酱油,忽然门口就熙熙攘攘一群人来了。我就从后门跑了,本能的跑了,那天晚上正好下雨,也不敢回家,就在中关园那一带乱转。因为不知道他们抄完没抄完。

有一次是红卫兵来了,我母亲不开门。她特别强硬。我父亲很害怕了,因为他可能这种切身的境遇更强烈,他有一些画作是在家里的台灯,或者家具上,那些家具物什就得给毁掉。红卫兵还在外头,母亲就把守着门,就不打开的那个样子我是记得很清楚。

有一次是我生病了,红卫兵还是进来了,翻各种书,在我上头还有书架,因为我是在躺着,那些人就从床沿上上下下……抄完了就走了。走了后我父亲回来,他第一件事就是来摸我头,其实也未必是看我发烧没发烧,是怕我受委屈。

有一次是在晚上,我睡了觉,父亲的屋子老是叮叮光光的响;早上我起床后,看到我父亲很快从眼前晃过,他被红卫兵剃成了阴阳头。那一晃而过的表情是非常尴尬的。但我母亲呢,那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买推子。那天以后,我母亲会剃头了,我们的头都是她剃的。

我父亲的性格可能是害怕或胆小,男人那时可能都会胆小,我母亲呢,就表现出性别上的强,可能是本能上的,我觉得这种东西特别可贵。

文革其实有很多事还是对我有点影响。父亲被关了牛棚。我们没法看他,但是在北大的路上或者街上能够看到他。比如我们家附近有一片小核桃林,他们呢,每人给发一个小凳子,坐凳子上拔草。父亲因为肝病,凳子没坐,就用凳子压着肝区那一块……其实这就发生在我们家边儿上。我从那里经过去北大附小上学。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看到过他,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是的,到他去世他也不知道我看到过他,看见他在拔草。

我还记得,我们几个同学去玩儿,有队伍游行过来,大家凑去看热闹。我看到第一个人、在最前面的人,就是我父亲,他被押着,被拖着走。印象当中就是他那双大皮鞋被拖着走。大家看完了以后,我也没有跟同学说这是我父亲,他们可能也没有意识到。父亲也没有看到我。我还是跟同学一块,还是往前走,我也不愿意扫大家兴,很懦弱的一种性格。

回头看,我父亲有一种自嘲的性格,第一次被挨斗是在北大,戴高帽,斗完了以后他没摘掉高帽,一直戴着它。他戴着它走出校门,走回家,回家以后把帽子搁在箱子里头,说,想做一个纪念让他同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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