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一画千载 两世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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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勤Shen Qin 《 村》 Village 33x109cm 纸本水墨Ink on Paper

沈勤Shen Qin 《 村》 Village 33x109cm 纸本水墨Ink on Paper

水墨画在宋之前与文人并无多大关系。反之,文人与画在宋之前也无关联。水墨画在宋之前与文人并无多大关系。反之,文人与画在宋之前也无关联。

绘画艺术对那些立志高远的文人只能算做雕虫小技,而书法则是文人存身立命的门面。至唐代开科举,书法更是文人获取功名、进身仕途的必修课目,书法不好者不能通过考试。

不过,对照同时代的书法与绘画,这两个艺术门类之间在各自的发展脉络中相互影响。从春秋至秦、汉,我们从属于绘画门类的漆器纹饰与丝绸的纹饰中,看得见绘画意识要先于书法,看到的飞动着、变化着的线条已经具有了独立被欣赏的抽象美了。而此时的书法更多的还是一种“写字”。汉代,具有自主意识的画匠们,开始描绘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像儿童一般,对世间的一切充满新奇。等不及新技法的准备成熟,幼稚的思维已创造出中国美术史上最充满生命力的图像。

南北朝时,书法先于绘画迎来了第一个高峰。门阀士族拥有对学识资源的绝对垄断权,读书、习字、文章、做官,顺理成章,在他们的手中,终于把写字弄成了艺术。

而绘画还在消化着由西域传入的新技法,与宗教和教化互为表里,与文人的心理需求和书法的形而上形态还相距甚远。

终于,人物绘画与书法艺术在唐代一同站在了各自的峰顶,而各自作者的地位却不可同日而语,书法大家多为高官,而画家则地位卑微。青绿山水的开派大师李思训,在唐朝廷供职,一日皇帝兴起,当众让他们画画,李觉得是对他的羞辱。由此可见,唐时绘画相较书法的地位之低下。

魏晋以来,由汉代的“入世”生活,转向“出世”的田园生活,是文人在精神上的需求,但不管“入世”还是“出世”,作为这主体的“人”也只是挪个地方而已。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中“人”还是风景中的主角,就是最准确的说明。

到了唐代,自然山水、边塞大漠成了文人书法豪情的借用物,情景交融。魏晋时的那个“人”在精神上已经化作唐代的高山、大河、荒漠。独立的山水诗达到了顶峰。

“仕”文人的喜好,肯定要影响绘画的选题取向。独立的山水画在唐代起步(所谓“独立”只是相较人物画而言,而不是画者在精神上的独立)。此时的山水画,与“诗”的文学描绘有关,但与“诗”的情绪无关。

看唐代的青山绿水,基本就是颜色地图。

五代小国君主们过一天日子是一天,兴不起大风浪,就是写诗画画度日。南京的皇帝一心写诗、养画家,而四川的皇帝办起了画院。画家的地位自是提高许多,但与“文人”、“书法”还没有碰面,不过对画家来说已经开了个好头。

宋时的山水画经过唐以后数百年的提炼,在绘画语言上完全独立。唐代青山绿水的勾线平涂法,只能垒砌出一个平面的地图式的画面,没有纵深的空间以安置人的精神。

宋代的山水画,去除了唐代的色彩,因为重彩对于宋凄婉情调太不和谐。而西域传入的晕染画法,在丝织的绢上可以轻易地营造出一个诗的空间,一个单色的、灵魂可以自由出入的世界。这是中国绘画在精神上达到的最完美的境界。只有宋的山水画可以通过你的双眼直入你的心灵,而不用转换成文学的诗词。这是中国美术史上惟一通过绘画而洞见画家精神的时代。

画家在表述精神上的语言与文人同样有了诗的境界。终于二者在诗的意境中会合。

这个朝代对画家最大“利好”就是皇帝“亲自”成了画家,真正是领导带了头。文人们纷纷拿起了画笔(他们大多身居高位,皇帝的喜好肯定影响着他们),但毕竟绘画只能是他们业余而为之的副业。

因为是业余选手,对于复杂技法下的再现性绘画方法根本无从谈起,另一个困难则是时间上的投入,主业是政治家的文人业余画家,官场上勾心斗角后还能有多少时间留给绘画?所以聪明的苏东坡们只能另辟蹊径,书法是他们的强项,那么就用书法的标准去评画。因为是文人,所以他们有理论;因为是身居高位,所以有影响。

由他们的影响力去倡导他们的理论,在宋代也不过是说笑而已,但是书法终于与绘画碰面了。两个中国艺术史上最完美的门类——“书法”与“宋画”的会合实在是中国艺术史上的悲剧!两种极至的语言,写实与抽象,将要在后代杂交成不伦不类的“文人画”。写到此处,只想为中国绘画致哀。

元朝的外族侵入,从此改变了中国绘画的方向,却成全了苏东坡的玩笑。

自汉以后,一直作为社会领导层的文人,在亡国后其心理上遭受到的打击,决不会是后世的美术史所描绘的那么轻松。

汉人沦为社会的下层,而文人汇聚的江南汉人更是下层中的下层,其社会地位是中国历史上至今为止最为低下的,排在妓女和乞丐之后。人格尊严的受损与羞辱不敢想象!科举的废除对文人更是致命一击,这一次,文人要真正地归隐山林了(在此前,“归隐”一直是文人们心理上的家园,仕途通达才是他们真正的心之所往)。

生活和尊严一落千丈,作诗作画成了“苦读”后无所事事的文人消磨时间、忘记痛苦的良方。

不过,这种作习时间的改变不足以让画家丢弃那么精美的“宋画”,而去创造退化的“文人画”。

真正画风的改变是经济上的原因。宋朝有皇家供养着画家,这给那些有天份、但贫穷的画家铺出了一个施展才华的田地,试问百年时间能出几个天才?元朝的自谋职业,这一刀就砍去了不知多少个天才。那么就剩下几个世家文人,靠积蓄的银两还能担负业余的“写意”之用,不“写意”还能画什么呢?

宋朝的宫中有使不完的丝绢供大批画家去创作精美的晕染写实的山水、画、花鸟画。元朝这种昂贵的丝绢材料靠自己是万万负担不起的。况且有钱还得有地方去买。据记载,元初时江南一地大片桑树林被毁,丝绸业发展停滞,仅有的一点丝绸,蒙古人还能容你最下贱的南汉的文人使用?

这就是我们后世所见的大改变。一入元,用丝绢材料画的“写实”法变成了生宣上的“写意”法。

绘画材料的改变对画法的改变是决定性的。宋朝成熟的晕染法用在生宣上几乎是不可能的。放弃“晕染法”,在生宣的纸上用干笔点点、用湿笔草草地快速画完,它不“写意”,它还能写什么?

另一原因是宋皇宫中大量的藏画对画家非常有帮助,而入元后,画画的人肯定是一张也难以见到。文人世家可能会有几张藏着,但中国人的习惯,也不会让家藏示人。关起门来,偶尔张开,就这么一藏又会砍断多少天才与宋画的关联。

只有在丝绢上才能营造出的“诗”的实境,在生宣上已经不能被一丝一毫地感觉到了。

文人画的画怎能看不出诗意呢,为补上诗意的不足,干脆用熟练的书法写上“诗”,文人画诞生了!

宋时的画是画中有诗。此后的画是画中写诗。

文人的文气只在书写的诗中卖弄。而过去文人创造的书法,入画之后我们也只能在丝瓜藤、葡萄藤上看见了。

一个怪胎,我们还以为是特点。一幅画什么都有,诗、书、画、印,一幅画什么都看不见,这就是“文人画”。